民诉法对检察机关的民事法律监督职责作了重大调整，其中第209条对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或检察建议作了如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该条第二款首次规定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次数仅限一次，即在检察机关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决定后“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如此制度设计，是从当前的司法实际出发，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节约司法资源，并从制度上终结诉讼程序，杜绝无休止的申诉上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申请检察监督的以下几种情况应有所区别:
一、当事人在诉讼中曾就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向检察机关申请过监督的，不影响其依照民诉法第209条的规定再次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民诉法第208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实践中，有的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一审或者二审进行中，认为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有某种违法情形，依据第208条第3款的规定，到检察机关申请要求予以监督纠正，检察机关经审查作出支持或不支持其监督申请的决定后，该案经终审裁判及再审程序，同一当事人又因不服终审裁判，再次到检察机关来申诉的，检察机关应当受理。因为，前一个监督申请依据的是民诉法第208条第3款的规定，而后一个监督申请依据的是民诉法第209条第1款，且适用第209条第2款的前提是该条第1款所列明的三种情况，即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因前后两个监督申请的内容不同，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不同，所以不影响当事人的再次监督申请。
二、当事人因不服终审裁判申请过检察监督后，不影响其在执行程序提出监督申请。当事人因对终审裁判不服，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并经检察机关作出相关决定后，案件进入了执行程序。当事人认为执行人员在执行中有违法情形的，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当事人在提出执行监督申请后，认为原裁判有错误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的，亦应允许。民诉法第23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对判决、裁定的监督与对执行活动的监督是对不同诉讼程序的检察监督，二者并行不悖，不管当事人先对哪个程序提出监督，都不影响其对另一个程序提出监督申请。
三、当事人在提出监督申请后，在检察机关作出决定前撤回申请的，不影响其在法定期限内再次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在办理民事申诉案件时，经常有当事人因证据不充分，或正在与对方当事人协商和解等情况，而主动向检察机关撤回申诉的情况。申诉权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畴，是否行使应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当事人撤回申请后检察机关所作出的终止审查决定是程序上的一种决定，并不是针对申诉内容作出的决定。因此，只要在法定的申诉期限内，当事人再次向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的，与民诉法第209条第2款的立法本意并不冲突，所以，对于当事人撤回申诉后又行使申诉权的应当允许，检察机关亦应当受理。
四、当事人因不服终审裁判申请过检察监督后，又以出现民诉法第200条第(一)、(三)、(十二)、(十三)规定的情形，再次到检察机关申请检察监督的，检察机关应当受理。检察机关对民事裁判进行监督的主要依据是民诉法第200条规定的十三种情形，符合这十三种情形的可以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同时，该条亦是法院因当事人申请启动再审的法定条件。
民诉法第205条在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作出六个月时限规定的同时，又将第200条第(一)、(三)、(十二)、(十三)四种情况作了例外处理，即当出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等四种情况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
法律之所以将上述四种情况的申请再审时限作了特殊规定，是因为该四种情况的出现时机是不确定的，如果不加以区分，一律以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六个月为申请再审的时限，有可能损害当事人的权益。为了维护司法公正，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民诉法才作了例外的规定。目前，虽然对检察机关在特定情形下能否再次受理当事人的监督申请存在不同认识，但笔者认为，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是保证民事司法公正，维护法制统一，救济当事人权益的最后一道程序，按照民诉法第205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对当事人因不服终审裁判已经向检察机关提出过监督申请而未得到支持后，又以出现第200条第(一)、(三)、(十二)、(十三)四种情况为由再次申请监督的，检察机关应当受理审查。
总之，对民诉法第209条第2款，既要把握精神实质，严格遵照执行，又要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务实灵活运用，以达到强化法律监督与保护当事人申诉权的统一，力争使每一个当事人都能从检察机关办理的民事申诉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
试论我国律师的性质及法律地位

王胜宇


　　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共中央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要素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既要通过发展不断增强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又要通过推进法制建设来不断提供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律师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重视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但是由于刑事辩护律师的劣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当前的诉讼构造导致的。这种诉讼构造的一个特点，是公诉方和辩护方的地位严重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又是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导致的。同时又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
　　在现在的中国，律师地位还不是很令人满意的。尽管其地位较以前有所提高，但并不乐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江平老先生就我国律师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有精辟的阐发。他谈及我国律师地位与国外的比较。在美国历届总统中律师出生的占一半以上，八十年代中期的参议员中担任过律师的也达到60%以上。而我国呢？在去年的近3000名人大代表中，在职律师只有六名，约占0.2%。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实施情况的报告》也指出，“律师执业困难较多”，律师执业权利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虽然律师在各个国家的地位不尽相同，但其在任何国家中都有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他们是执法者。这一属性也就决定了它与其它职业具有不同的使命。作为国家法律的真正执行，固然离不开国家的一系列措施，但与律师的素质也是不可分隔的。一个真正崇尚法治的国家，就必然会重视律师的地位。也可以这么说，国家的法治的实行程度，可以律师地位作为标尺。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以及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律师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全面，同时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进行刑事辩护时依旧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障碍。立法机关有必要对辩护律师所负的一般责任的性质、地位以及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直接责任的关系等内容予以明确规定，以促进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发展。从而使辩护律师更好履行辩护职责，更好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辩护律师诉讼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推动和促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中坚作用。因此，我们只有着力提升律师地位、凸现律师作用、彰显律师价值，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充分发挥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我们应坚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向纵深开展，律师将会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更为重大的贡献。
律师和其它许多职业一样，都是由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职业分工。它是伴随着国家民主和法旨化水平不断提高而出现和发展的，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关于律师性质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众说纷纭，主要如下：
　　1、有的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是指国家法律规定的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1。
　　2、有的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是指法律规定律师职业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本质属性1。
　　3、而有的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指的是由律师法律服务的功能决定的律师的身份特质，包括律师的功能和律师的身份两个方面2。
　　4、律师的属性，即是指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其职业本身所固有的性质，并与其他法律工作者相区别的根本的特征3。
　　5、还有些学者认为律师的性质是指一定的法律制度决定的由特定从事律师职业的人依法维护委托人的权益及律师具有的法律地位、权限、责任和作用所体现的根本属性4。
　　针对一、二这两种定义，将律师性质的内涵概括地过于简单，就是对“性质”二字的解释，既然律师职业与其他职业有着分工的不同，其性质就一定体现着自身的特色，既然是对律师性质的定义，就应该具体明确。第三种定义，将功能与性质变成了种属关系，不容否认律师的功能与律师的性质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决不应该是“包括”的关系。这种定义混淆了律师性质与律师功能各自的意义。相比较而言，第四种定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指明了律师法律工作者的身份，但作为对律师性质定义的阐述仍不科学。笔者赞同第五种说法，可以说，这种定义将律师性质的内涵概括的淋漓尽致。律师的性质在一国律师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属于律师制度的根本问题。它决定着律师的社会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职业道德与律师业的管理体制。律师的性质是抽象的，它是通过律师的表现形式与工作内容体现的，包括五个方面：1、律师的性质决定于一定的法律制度，是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律师从事职业必须依法进行；3、律师的工作内容以当事人的委托为前提；4、律师的性质体现出以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根本目的；5、律师的性质反映在律师的法律地位、权限、责任和作用等方面。
　　律师职业的突出特点，主要表现在律师是以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属于社会结构中的知识阶层。律师的职业行为不具有国家强制力，其执业所依靠的是委托人的授权，在委托的权限范围内提供法律服务。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服务交易，不是普通的商品交换。法律服务除了满足当事人生产生活的需要，还可能是满足个人尊严、政治权利、行动自由、生命健康的安全、伦理关系等等方面需要，其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生产生活的范围，这些问题都在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处理，属于法律现象的范围。律师是处理当事人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经过专门的教育培训，通过一定的考试考查程序，获得相应的专业资格，在法律专业知识、职业品行、专业阅历等方面已经超出社会普通人员的法律专业水平，被称为法律专家，其渊博的法律知识和娴熟的专业技能，是正确处理当事人法律事务的保证，其他任何社会群体都不能在该服务领域取而代之。同时，律师的职业属性也要求律师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在法律的范围内，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职业道德的培养也是抑制律师商业化的决定性因素，有利于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建立商品交换的良性秩序5。
　　我国对律师职业属性的认识，是与我国法制建设尤其是律师建设进程有密切联系，期间几经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律师制度初建，律师设置于人民法院内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没有对律师的职业属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当时政治背景及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的认识可以看出律师被当作国家司法干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律师政治和物质上的待遇比照国家机关干部待遇的规定办理” 6。五十年代未期，刚起步几年的律师制度被废除，直到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该条例规定： 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在当时情况下，立法将律师的职业属性界定为“国家的法律工作者”。赋予了律师与公安司法人员同等的社会政治地位，对于我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地深入和发展。
从1986年起，我国的律师管理体制及组织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一是有些地方开始试办合作制律师事务所，后又出现合伙律师事务所和私营律师事务所；二是国家出资设立的律师事务所(即国办所)逐渐摆脱行政机构管理模式而实行依法自主开展业务、自收自支，自负盈亏的管理模式。此种情况使得对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定性逐渐失去了制度基础以及现实合理性，以无法准确反映律师的职业特点。这一时期，律师界、法学界对律师的职业属性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国家法律工作者”“社会法律工作者”“自由职业者”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1993年司法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律师改革方案》。该方案第一次明确地把我国律师职业属性界定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工作者，这一定性在1996年5月25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得到进一步确认。该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该法颁布后，法学界、律师界几乎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条内容是对我国律师属性的定性，并认为这一定性准确、科学、全面。如有的学者认为，《律师法》“对律师的定性是恰当的，定点是甚至无需从逻辑上或经验上加以推演和证明” 7。
　　辩护律师在刑诉中的身份
　　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与公检法机关人员具有同等的身份，均为法律工作者。他们的共性是维护法律的尊严，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因而他们在刑事诉讼中的身份是平等的，只是他们各自所维护的侧重面不同罢了。
　　律师在刑诉中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专门维护者。而公诉人和审判人员的主要法律职责则在于维护公诉权、审判权的实施。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律师与公检法机关人员形成了以下关系：1.刑侦、预审中，律师与公安人员有共同性。在此阶段双方都力争调查清楚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性质。虽然双方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但是都是以法律为基础的。2.公诉中，律师与公诉人是对立的。律师的辩护职能是针对公诉人的控诉职能而设置的，没有控诉就没有辩护。但是律师和公诉人的最终目的终究还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准确的表明案件的事实，从而可以正确的处理案件。3.律师相对审判人员而言则是一种协助与配合的关系。通过辩护可以使审判人员“兼听则明”，从而可促进裁判的正确。
　　由此可见，在刑事诉讼中律师虽然与公检法三机关人员所处位置不同，所维护的侧重面不同，但是却是与公检法三机关人员所处的身份却是平等的，均为法律工作者。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权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平，也体现了国家对人权的重视程度。现行法律对辩护律师权利过分的限制，使本就失衡的控辩双方的天平更加倾斜，程序的公正得不到体现，那么实体的公正也得不到体现，如此恶性循环，形成你辩你的、我判我的局面，往往是刑事辩护不战自败，刑事案件辩护率也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需使刑事案件的审理与国际接轨，就必须还律师应有的充分的诉讼权利。
　　众所周知，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权利的多寡及其保障状况是衡量一国司法人道主义的前提和基础，而“是否允许辩护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和赋予其怎样的诉讼权利，在现代已成为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与文明程度的标准之一”。8其中在侦查阶段，我国律师的权利保障与国际标准的差距主要体现在：
　　1、侦查阶段律师身份的定位，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要求律师在“刑诉各个阶段”为被指控人辩护。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律师可在侦查阶段介入，但却不是辩护律师身份，而是不伦不类的法律帮助律师。
　　2、律师的会见、通信权，《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8条指出：“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下，毫不迟疑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的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我国刑诉法在肯定了律师会见、通信权的同时，却又对会见次数、时间、方式等进行限制。如侦查机关派人在场的限制。
　　3、律师在场权，《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规定，国家诉讼机关在讯问被追诉者时，律师享有讯问在场权。然而，我国刑诉法非但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反而却规定律师会见时侦查人员的在场权，这与国际刑事司法相距甚远。
　　4、律师阅卷权，我国刑诉法规定案件只有在审查起诉阶段方可查阅部份案卷材料。且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对律师阅卷的场所、时间、次数等没明确规定，使得律师这一权利形如一纸空文。即使在审判阶段，律师的阅卷权也仅能知悉部份证据，律师对案情了解范围十分有限且狭窄。
　　5、律师调查权，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国际上通行做法。我国刑诉法却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予以种种限制：如律师经有关单位或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取证，律师向被害人或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取证需经检察院或法院同意等，这就让律师的调查权往往形同虚设。
　　综上所述，说明在我国辩护律师在侦查、起诉和审判阶段均享有一系列的诉讼权利，但从其具体行使程度难易与国际标准看，相距甚远，急待完善。
　　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问题是刑事诉讼法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辩护律师在诉讼的地位是指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其具体定位“关系到诉讼模式的构建和辩护律师具体诉讼权利的设置如不能科学地对辩护律师的角色进行定位结果必然是辩护律师权利的限制。”9该问题的关键是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是否为诉讼主体。在我国，由于辩护人律师的诉讼地位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得不明确，因此理论界对此问题认识存在着不同观点。
　　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辩护律师不属于诉讼主体，其主要理由是，诉讼主体必须与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必须是刑事诉讼基本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必须能决定刑事诉讼的进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主体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和自诉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而辩护律师是经国家授权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他既不能代表国家，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与诉讼结果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具有对利益的无关性，律师作为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法院指定，因而从根本上看，辩护律师是被动辅助被控告人执行辩护职能的。他既没有完整的主体权利，也不承担特定的义务。故不符合诉讼主体的特征，不成为诉讼主体，但辩护律师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与人。
　　对此，笔者认为，为了适应现代民主与法治的要求，促进我国律师制度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将辩护律师定位为诉讼主体比较合适。首先，刑事诉讼是控诉、辩护、审判的三方结构。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主要是指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辩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因本身法律知识的欠缺，或者因被羁押不能调查取证等诸多方面的限制。不能完全成为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控、辩、审三结构中的辩方。只有律师作为辩护人才能成为完整的辩方。如果没有辩护律师的参与或者参与了却没有完整的权利，那么该刑事诉讼必然是不完整的、不公正的刑事诉讼；第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是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参加诉讼活动。但是，一旦辩护律师参加了刑事诉讼，他就可以依据自己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识开展辩护活动而并不是根据被告人的意志进行辩护，由此可见，辩护律师并非单纯的为被告人服务的人员。第三，确立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可以扩大辩护律师所享有的权利，从而促进其辩护职能的发挥。另外，从目前开展的诉讼机制改革和创新上看，审判方式改革就是要实现控辩双方平衡，如果辩护律师不能成为独立的诉讼主体就无法实现平衡。故此，应尽快从立法上确立我国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地位。当然，虽然明确了辩护律师的诉讼主体地位，律师也就不得违背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宗旨进行辩护。
注释：
1 王远明：《律师制度与律师实务》[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2 于绍元，马贵翔：《论律师的性质及其实现》[J]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版，第1期第9页。
3 张耕：《中国律师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4 陈卫东，王福家：《中国律师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5 陈兴良：《我国律师的职业定位》，载《中国律师》1996年第5期。第8页
6 顾培东：《中国律师制度的理论检视与实证》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11期，第15页。
7 顾培东：《中国律师制度的理论检视与实证》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11期，第15页。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