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解雇权与就业权存在着冲突，是劳动法面对的难题之一。法国劳动法就解雇权的规制，经历了从私法思维到社会法思维的转变。私法思维把劳动合同视为一般合同，把解雇权视为形成权，因而解雇权不受合同法以外的法律之限制。但是，社会法思维把解雇权社会化了，解雇权不再单单是私权。国家开始介入解雇权的行使，要求解雇必须实体上具有“真实且严肃的理由”。雇主还必须遵守严格的解雇程序。任何实体上或者程序上的违法将导致雇主面临经济上甚至刑事上的惩罚。而且，法国劳动法还设置了独立的劳动司法机构，这是规制解雇权的司法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就业权与解雇权的冲突

法国劳动法的现代化，要追溯到阿拉德法令（Decret d’ Allarde），又称“1791年3月2日和17日法”。该项法律的贡献就在于废除了行会对职业的垄断，确立了职业自由。因为，倘若没有职业自由，就没有自由的劳动市场。在行会时代，企业主、商人和工人等都必须遵守各个行业行会的条件才能从事其职业。[1]然而，该法律打破了行会制度，其第7条确立了“所有人都能自由地从事他所喜好的任何交易或者任何职业，不管是艺术还是工艺”这一原则。该原则后来被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所确认为“公民可以自由地实施所有不被议会的法律所限制的职业活动”。[2]并且时至现代，职业自由权也被法国宪法委员会赋予了宪法性价值。[3]

解雇权（droit de licencier）就是职业自由权的内容之一。解雇（licenciement）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且不以雇员的个人同意为前提。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第4条中规定了合同自由，这被宪法委员会解释为雇主经营自由权（liberte d’ entreprendre）的法律渊源，[4]即雇主有权选择自己的合作对象—雇员。

雇主此项权利—解雇权—的行使，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国家法律（尤其是社会法、公法）的规制，而非停留在合同自由、合同相对性理论的阶段。因为解雇不仅仅关涉劳动合同本身的拘束力，而且还涉及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就业权（droit Zt 1’ emploi）。众所周知，就业权已经被国际公约、[5]国际劳工组织公约、[6]欧盟法律[7]承认为基本权利之一。另外，在法国法中就业权也是一项宪法性权利，法国1946年宪法序言第5条中规定“任何人都有劳动的义务以及获得就业的权利”。

因此解雇就意味着对劳动者就业权的剥夺。解雇权和就业权存在着权利冲突。如何协调好这两种宪法性权利之间的关系，这是劳动法学的一个基本法律问题。我国劳动法也不例外，需要做到既保证雇主的解雇权，又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8]问题是：如何在劳动立法及实践中协调这两个宪法性权利，避免雇主滥用解雇权？

解雇问题在我国也得到了法律的关注。[9]关于解雇问题，《劳动法》第25至39条进行了专门的规定，从专门立法的角度规定了雇主解雇权的界限。《劳动合同法》第39至50条也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规范了雇主解雇权的行使。然而，就法律实施的效果来看，在现实中所发生的非法解雇、滥用解雇现象依然层出不穷。从法律的角度说，这和我国劳动法本身的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存在的问题有关。从立法上说，我国两部基本的劳动法对雇主所强制的义务还不够具体，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判例制度本身的消极性而导致了劳动者就业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如何限定解雇权的行使？这首先涉及对解雇权的理解。在解雇权的问题上，法国劳动法的理论演变为我国劳动法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在法国法中，雇主解雇权的定性已经从传统的私法领域逐渐进入了社会法的领域；解雇已经不单单是一般合同法的问题。解雇法（droit dulicenciement）作为劳动法中的一个单独部门已经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确立了。[10]

具体而言，法国劳动法对解雇权的定位经历了一个如下演变的过程。可以1945年作为第一个划分点。在此之前，解雇权主要是私法（民法）的角度被解释。依据合同自由理论，雇主有充分的自由解雇雇员，就等同于雇员可以自由地辞职；最高司法法院[11]的法官们严格依照民法中关于合同的理论来解释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国家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稀缺，法国工会力量空前强大，集体协议大量出现，政府开始介入解雇问题，并设置了行政审批程序；但法官们的判例风格仍没有明显转变。第二个划分点则是1973年《关于基于个人原因的解雇的法》的颁布。从此，解雇权问题已经基本脱离了纯粹私法的领域，解雇法作为劳动法内部的一个学科分支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解雇权开始受到了更多的社会法和公法的制约。

二、私法的时代：解雇权作为一项形成权

从纯粹私法的角度理解解雇，就会把劳动合同当作一般的合同。进而把解雇看成对一般合同的解除，解雇权则属于形成权。因为从纯粹民法的理论上说，解雇只是雇主对劳动合同的单方解除，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在这种思维下，劳动合同的缔约自由就和解约自由对称。因此劳动者的就业权就极大地受制于雇主的解雇权，就业权根本不可能完全实现。这就是法国劳动法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解雇理论。

（一）法律规定

法国大革命所塑造的自由法律体制，集中体现在1804年所颁布的《民法典》中。根据当时的民法规定，劳动关系属于“服务的租赁”(louage de services)。劳动合同是自由意志的达成，缔约双方都是平等、自由和理性的，他们可以自由地相互选择对方、确定合同期限、履行方式等。民法对缔约双方个人意志自由的唯一限制是：缔约方不得放弃其合同自由。当时的《民法典》第1780条规定，“雇员只能够承诺一个有限期限的服务”。《关于服务租赁的法律》也规定“缔约方只得约定一定期限的服务，服务的租赁可以随时由任何缔约方任意终止”。对于这样的一个规定，当时的学者做出了如下评论，“这个规则源于禁止终生雇佣原则。这和劳动合同所固有的服从关系是一致的。只有当这个服从关系不是无期限时，它才能维持人的尊严，它才不会蔓延。所以，必须使雇主可以随时开除一个无能力的或者多余的劳动力；也必须能够使雇员在自己感觉适当的时候恢复其自由。”[12]

在当时的民法观念中，劳动合同就是缔约双方之间的法律。“劳动合同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的规范性渊源，而且几乎是排他性的渊源；不论是涉及合同的缔结，还是合同的解除。”[13]解除合同的自由被认为源于合同的平等(egalite)、相对原则(reciproque)，其表现为：一方面，缔约双方可以自由地决定是否约定一个合同解除预告期限（un delai de preavis）;双方的权利义务完全对等。在合同规定了解除预告期限的场合，如果有一方（不管是雇主还是雇员）不遵守这个期限的话，那么另一方所支付数额是同样的。另一方面，任何一方解除合同原则上都不需要承担责任；不管解除造成多大的损失，都不产生赔偿的权利。

总之，劳动合同的问题完全是一个纯粹私法问题，一个合同法的问题。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在平等、自由的合同基本原则下进行。因此，解雇是雇主源自合同的权利，解雇权是一项合同解除权。从性质上说，是形成权，是单方即可做出的权利。雇主有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与之相对应，雇员也有任意辞职的权利。雇员在被解雇时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手段，就是主张雇主滥用权利，前提是雇员能够找到雇主滥用权利的证据，即证明责任落在了雇员身上。

（二）法官立场

这个时期法官的立场也与此保持一致，有时甚至更为保守。最高司法法院的法官认为，劳动法就是劳动合同法；因此，法官认为只需要按照《民法典》第3篇中的关于合同的规定判决劳动争议案件即可。法官对解雇问题所持的私法思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意志自由至上。他们认为，劳动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其效力优先于职业习惯、也高于国家强制性法律（宪法、行政法、刑法等）。雇主所制定的企业内部规章作为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优先于行业性习惯。例如，在一个涉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法官认为，国家强制性法律违反了一般法（民法），且必须严格地解释，因此，应优先适用当时的《民法典》第2052条。[14]法官在解雇问题上的保守，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当时的一个案件中，尽管当时国家法律规定雇主在解雇时必须在解雇信中列明解雇理由，法官却仍旧认为雇主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不需要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相反，他要求雇员承担举证责任，证明雇主行为的非法性。[15]又例如，在关于解雇职工代表的问题上，政府于1945年2月22日发布的《关于雇佣100人以上的企业机构中的企业委员会规定》以及国民议会于1946年4月16日制定的《关于确定企业职工代表的待遇的法律》均规定：“雇主在解雇职工代表前，必须先征求企业委员会（comite d’ entreprise）[16]的同意；如果企业委员会不同意的话，只有当劳动监察机关同意后，方可解雇。”最高司法法院对此作出了一个非常灵巧的解释：“这些立法文本仅仅是规制了涉及职工代表时雇主的单方解除权利。但是，根据劳动合同的双务性，劳动合同依旧适用一般法，也即《民法典》第1184条。”[17]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法院希望把劳动合同当作普通合同，这样的话，它就有管辖权（解释权）。

第二，法官是坚持把劳动合同视为单个的雇员和雇主之间的个体劳动关系，而不是集体劳动关系；所以，解雇就仅仅是个体劳动关系的解除。然而，法官们没有看到劳动关系的集体性的一面。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三个涉及大规模解雇的案件中，最高司法法院认为，“雇主可以自主地依据单独的合同去选择裁掉哪些雇员。法律虽然规定了在裁员时要考虑家庭负担、工龄、职业本领，但这些法律规定只不过是起指导性作用，而且集体协议或者内部规章也没有详细规定，它们给雇主留下了完全的判断自由。”[18]

法官的保守作风，引来了学术界的不满，G. H. Camerlynck教授认为，“我们对如此固执的判决感到震撼，这简直是反潮流。法官对劳动法的条文断章取义，仅仅用民法来‘测试’法官自身的正统性。他们完全没有考虑到把单个劳动法条文放到整个劳动法中去。劳动法的条文整体上是不可分开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受到了社会精神的砥砺。”[19]

（三）对私法思维的反思

劳动争议案件中所充斥的私法思维导致劳动者遭遇了极大的不公平，因而引起学者们的反思。一方面，传统的私法思维把劳动合同假定为平等、自由、对等的主体所缔约的合同。这本身就值得质疑。传统理论所主张的合同当事人平等是基于经济能力平等的假设。而实际上，雇主和雇员在经济上并不平等。雇主以其财力、社会关系资源等优势，凌驾于雇员之上。雇员在经济上是相对弱势的。因此，解雇对于雇员而言，是生存手段的剥夺；而辞职对于雇主而言，其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另一方面，私法思维将企业视为雇主的私人财产，甚至将雇员也类似地视为企业的“财产”。[20]于是，雇主与生产资料（雇员）之间是所有关系（物权）。物权是绝对权，具有排他性。雇主因而对自己企业的管理也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利，不容许外界干涉，它有权自由地解除合同。法院的判决也承认“雇主是唯一的法官”。[21]正如Paul Durand教授所言，“民法的判决承认了雇主拥有极大的裁量自由，其仅仅受劳动合同本身的限制。本质上说，其背后的主导观念是：企业内部的管理不过是纯粹的经济性问题，因此属于雇主的绝对权限。”[22]在这种思维下，对雇主权利的限制，最多只能援引权利的滥用。因而，不难看出，私法思维的缺陷在于漠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事实不平等，反而导致了雇主权利（力）过分强大。“我们传统上把雇主的权利看成是财产权，因为他拥有企业的一切要素。这个解释根本不确切。财产权（物权）针对的是事物，它不能解释命令别人的权利。”[23]

总之，传统私法思维同时承认了绝对的缔约自由（招聘）和解约自由（解雇），把两者视为对称的自由。[24]然而，这种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步被学术界、司法界所诟病。就缔约而言，它依旧是自由的；但是，解约自由从此就逐步地受到了来自集体协议、国家法律的规制了。

三、社会法的时代：对解雇权的规制

在当今的法国法中，劳动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而不是私法学科。[25]劳动法之所以被认为是社会法，是因为劳动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仅限于单个雇主和单个雇员之间，而更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职业身份（statut professionnel）。企业的社会化导致劳动关系具有了社会性。劳动关系不仅仅体现为单个的劳动合同，而且还涉及劳动条件、劳动者代表制度、罢工权、劳动者福利制度、公平就业权（反对任何非法的歧视）等方面。工会组织在各个行业以及各个地区都建立了，集体协议制度在法国各个行业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这些因素导致解雇权的规范化。
国家经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技术函[2003]09号


--------------------------------------------------------------------------------

关于印发2003年技术创新工作思路和要点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国务院有关部门、直属机构，有关中央企业：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指导和推动全国技术创新工作，促进行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实现新型工业化，国家经贸委在认真总结2002年工作和征求有关部门、地方经贸委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2003年技术创新工作思路和要点》，现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参照执行。

国家经贸委技术进步与装备司

二ＯＯ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2003年技术创新工作思路和要点

　　2002年，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技术创新工作紧紧围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目标，通过出台《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和《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实施意见》等导向性政策和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宏观引导；通过深入开展产学研联合，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国家技术转移中心、行业技术开发基地、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了以企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通过安排85个国家重点技术创新计划专项，1288项国家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和102项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创新研制项目，开发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对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共性、关键性、前瞻性技术，解决了一批国家重大建设工程急需的技术和装备，提高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00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开创经济建设新局面的第一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任务,对技术创新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面临新的形势和要求，2003年技术创新工作要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开拓创新，抓住机遇、突出重点，紧紧围绕新型工业化的要求，推动技术创新上新的台阶。

　　一、指导思想

　　2003年技术创新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加速实现新型工业化为目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支撑，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着眼于促进我国工业整体素质提高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突出重点，集中力量，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积极推动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工作重点

　　（一）加强政策研究，依法行政。

　　1．按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国家技术创新条例》和《重大技术装备研制条例》，促进技术创新的宏观政策环境建设，形成符合市场规则的技术创新规范。

　　制定《国家技术创新条例》的目的是依法行政，尽快形成科学规范的政府技术创新管理机制，加强管理，明确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社会中介机构、政府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和职责，加强全社会的协调与配合，增强技术创新的意识，督促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2．研究编制重点行业的产业技术创新规划。

　　围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在认真实施《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十五”全国技术创新纲要》的基础上，按照“纲要”研究提出2003年国家重点技术创新项目指南和“十五”后期重点行业产业技术创新规划，以引导全国技术创新工作。

　　编制产业技术创新规划要重点发挥行业排头兵企业（集团）、各行业协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作用，组织专家认真分析国外技术发展的水平和趋势、各行业发展的现状、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瓶颈问题，制定符合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意见，并以大企业（集团）、产学研联合团队为主，实施一批示范工程。

　　（二）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供技术支撑，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

　　1．根据《国家产业技术政策》，紧密围绕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的目标，通过组织实施国家重点技术创新计划，推动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新型工业化发展。

　　以行业共性、关键性、前瞻性技术开发为重点，开发和掌握一批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具有战略影响的关键技术，促进产业的技术升级，提升行业主导产品的开发水平，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为重点，加大对共性、关键和前沿性和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信息技术的支持，发展一批关键性、共性和产业的核心平台技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节水、节能、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为重点，认真贯彻落实《清洁生产促进法》，淘汰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浪费资源的落后生产工艺，提高传统产业的效能和持续发展能力。

　　以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开发为重点，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要突出自主创新，重点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市场前景良好的高新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造就一大批具有竞争优势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

　　2．加强重大成套技术装备开发、研制，支持装备行业的技术创新，大力振兴装备制造业。

　　结合我国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相关重点领域的发展需要，依托三峡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南水北调工程以及冶金、石化等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重大技术改造项目，继续抓好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成套设备、大型冶金成套设备、南水北调工程成套设备等13个重大成套设备研制项目的研制工作；结合市场需求、分期分批组织启动大型煤化工成套设备、大型抽水蓄能和高水头大容量混流式机组成套设备等6个重大项目；通过重大技术装备的研制，重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提高我国重大技术装备的自主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有重点地支持一批装备行业的技术创新项目，提高我国行业装备设计、制造水平和系统集成能力，培育若干在国际上知名的、各具特色的专、精、高新的现代化装备制造基地，形成一批具有系统设计、系统成套和工程总承包能力的供应商。

　　3．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动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按照《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2002年至2005年）》（国办发[2002]47号）和《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实施意见》，研究提出《关于用信息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实施意见》，并组织实施。

　　要把推进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大力推动在传统产业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加强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高企业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智能化和管理信息化水平，使企业的产品开发手段、生产加工水平、管理决策水平上一个新台阶，缩短产品研发周期，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最终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使企业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更高的层次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形成一大批信息化水平高、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企业和大集团。

　　为积极稳妥开展这项工作，自今年起将选择部分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重点地区进行示范。示范行业应是国民经济支柱行业和关系国家安全的行业；示范地区应是传统产业相对集中、当地政府积极支持、中介机构比较完善的地区；示范的企业应是经济效益较好、研发机构健全、有信息化改造的迫切要求的企业。通过示范，探索成功经验，加以推广，促进我国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

　　4．大力推动企业专利战略的实施，加强技术标准的制定。

　　将与国家知识产权局继续推进企业专利战略的实施，强化企业的专利意识，推动专利利用、专利保护和专利人才培育工作。要把专利工作与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加速专利的推广应用。

　　以重大技术创新项目为依托，组织产学研联合攻关团队，在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抓紧制定一批新技术标准和修改现有技术标准，并充分发挥技术标准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壁垒作用。

　　（三）进一步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1．引导和支持企业建立以技术中心为主要方式的技术创新体系。

　　加强对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的支持和指导，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技术开发机构。引导企业加大对技术创新和研究开发的投入，使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总额的比例不断提高。建立与其他企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以及各种中介机构的合作机制，鼓励产学研联合培养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企业技术创新队伍。通过促进技术开发机构建设，培育企业核心能力，使企业在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技术创新能力、重大生产装备水平等方面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主导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和龙头。

　　围绕形成若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能力，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进一步抓好技术创新试点企业工作，促使企业加大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开发，大幅度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成为资源配置主体，逐步形成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国际化大公司和企业集团。

　　2．加快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要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中介服务机构的改革和发展，研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服务标准和行为规范；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促使科技中介机构提高服务质量，树立良好信誉，增强市场竞争力。

　　（1）促进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建设。要进一步完善技术创新服务中心的职能，建立有效运行机制，整合社会科技资源，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网络化的技术创新服务网络，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人才、金融、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咨询、培训、评估服务。有重点地引导和支持科技成果向中小企业转化，推进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引导中小企业的产品向“名、优、特、新”发展，提高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竞争能力。

　　（2）加快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建设，实现全国各城市及相关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的信息网联网，完善产学研联合网上成就展暨洽谈系统，加强有效的信息服务，及时发布科技成果、难题招标、人才供求等信息。

　　（3）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建立技术咨询专家支撑系统，研究行业技术发展的现状与趋势，为政府部门研究制定产业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行业发展战略与规划，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3．进一步推动产学研联合。

　　研究产学研联合的新特点和新模式，强化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的示范引导作用，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1）完善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建设。技术开发基地要依托大型企业，联合行业科技力量，整合科技资源，重点对行业共性、关键性、前瞻性技术进行联合开发，并在重点企业实现产业化，形成重大平台技术的联合开发、成果共享和技术扩散的机制，成为面向行业、开放式、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同时进一步面向社会搞好技术服务，提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所需的研究开发、试验检测、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技术支撑，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2）积极引导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技术转移，建立和完善一批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在继续支持一批重点产学研合作开发和技术转移项目的同时，探索多种合作与联合的模式，在共同开发关键平台技术、联合研制新技术标准、联合培养科技和管理人才、互相兼职等方面进行大胆的探索。

　　（3）围绕重点行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开展产学研联合开发，解决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技术瓶颈，在一些关键领域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并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4）继续组织“企业技术创新院士行”，发挥院士自身的优势和群体优势，在高层次上为企业尤其为重点行业的重点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完善技术创新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抓好技术创新城市试点工作，建立区域技术创新的有效机制，并继续组织“千厂千会协作”，“青年创新、创效”等活动，全面推动全社会的技术创新工作。

　　（四）推进国际技术创新合作。

　　加强与国外有关机构合作，共同开展以技术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合作计划，继续开展中美工程技术交流，加强中法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合作，同时积极开展与港澳台等地区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鼓励企业通过技术贸易、在国外建立研究开发机构、与国外企业建立“动态联盟”等方式开展国际技术创新合作。加快对国际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创新和推广，并积极推动技术和产品的出口，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要根据世贸组织有关协议的要求，制定和完善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实施意见，严格依法行政，使企业在技术创新国际合作中涉及到的知识产权界定、交易、保护等各方面的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加强管理。

　　1．建立和完善电子政务系统，加强工作规范。

　　建立和完善电子政务系统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公开透明的办公程序的基本保证。

　　要严格执行《国家技术创新计划管理办法》和《国家技术创新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按照国家经贸委建立电子政务系统的总体要求，积极配合，做好有关工作：（1）建立专家系统，保证国家技术创新项目计划实施的公正性、科学性和合理性；（2）建立国家技术创新计划信息管理服务系统，为国家重点项目进行网上申报、评审和咨询提供平台；（3）规范项目管理，做好项目的跟踪、总结、验收，并把此项工作作为申报新项目的基础条件之一。

　　2．抓紧研究建立技术创新统计指标体系。

　　科学准确的统计数据是反映技术创新成果及问题的基本保证，拟会同国家统计局和各地方经贸委，探索建立技术创新的统计指标体系。指标体系要以客观反映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竞争能力的提高、核心技术的掌握、知识产权、特别是发明专利的拥有量等为主，包括企业的新产品销售值、研究开发人员数等。

　　3．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全社会的技术创新。

　　进一步重视宣传工作，加大宣传力度。要积极做好上报重大信息的工作；研究、并尽快建立各地、中介机构的信息报送制度；积极与中央电视台合作，设立专栏，宣传新产品、新技术和技术创新先进典型。

　　2002年是国家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实施10周年，2003年是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工作实施10周年和重大技术装备研制计划实施20周年，为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宣传，尽快编辑整理《技术创新文件汇集》。

　　（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努力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干部队伍培训，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客观需要；进一步开展技术创新管理工作软科学研究，及时发现倾向性问题，提出前瞻性的工作建议；建立分工合理、工作有序、高效务实、团结协作的工作环境。

　　加强勤政廉政和自身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关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严格办事程序，对项目管理的各个环节建立工作规范，加强约束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