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信网间互联的刑事法律责任

——解析“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

王春晖


引言：
中国电信业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产业重组后，一个多元化竞争的电信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应该认识到，电信市场的竞争是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为了追求和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角逐过程。由于电信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引起了电信技术的创新和组织的变革，通信质量和服务水平有了普遍的提升，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电信服务业的发展。然而，当我们对中国电信业的发展感到欣慰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我国的电信市场存在着违背公平、平等、诚实信用和违反社会公认的商业道德的恶性竞争。笔者认为，电信市场的恶性竞争，突出的表现在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违法行为上。为此，信息产业部先后依法出台了一系列规制电信网间互联的规定或办法，诸如《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电信网间互联争议处理办法》、《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以及一些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但仅凭行政规章和文件规定的行政手段已经难以进行有效控制目前发生的恶性案件。而现行《刑法》对有关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犯罪规定极为简单和原则，特别是对采取修改软件、数据等技术手段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行为，《刑法》根本未予考虑。所以，对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刑事犯罪作出审判方面的司法解释，已成当务之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及时出台，对打击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违法犯罪行为，将起到巨大的震慑作用。下面就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作如下解析：

一、关于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成因与《解释》出台的背景
自电信业引入竞争以来，网间互联互通问题日益尖锐，不论在移动网络之间、固网之间还是移动网络与固网之间不断出现“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畅而不久”的互联互通问题，性质恶劣的阻断互联互通的事件不断出现。纵观近几年发生的互联互通中的恶性事件，有些事件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或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了，例如有些地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拦截过网呼叫、擅自封闭局向等手段人为地中断电信网间通信，有些地区的电信经营者竟然用刀或锯，截断对方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光）缆。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电信市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据统计，1998年至2004年，仅上报到信息产业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已达540多起，至少影响到了1亿人次的用户使用，造成10亿元的直接损失和20亿元的间接损失。 事实上，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现象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我国电信业的健康发展，不仅损害了其他电信经营者的利益，也损害了电信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破坏了良性发展的电信市场竞争秩序，已经危及到了社会公共的安全。为此，2003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监察部、中组部、国资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下称“国办文件”）。国办文件强调，解决电信市场秩序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需要从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标本兼治。有人把国办文件比喻为“高压电”。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就是在国办文件出台后，依然有人敢冒天下大不韪，去碰“高压电”。例如2004年3月20日发生在山西朔州的用挖掘机对朔州电信分公司的杆路和光缆进行破坏的严重事件。
为何互联互通的恶性事件屡禁不止？原因究竟何在？笔者认为，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对有关阻碍和破坏互联互通的行为，只是采用行政手段加以救济和惩罚。惩罚也只设置了行为罚财产罚和行为罚，没有设置人身罚。而且，我国的《电信条例》对违反互联互通所设置的财产罚只有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太轻，违法者付出的成本太低。实际上，我国电信立法对违反互联互通行为的处罚力度，普遍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规定最高罚款金额可达到1000万港元，或一笔不超过被处罚人作出该违反行为的期间在有关电信市场的营业额的10％的罚款，两者以较高者为准；我国台湾地区规定罚款的最高金额为500万台币，处罚种类包括罚款、停止其营业的一部分或全部或废止其特许或许可；德国规定任何人有意或无意地违反管理机构制订的关于网间互联的可强制实施的管理命令，将依照行政强制法处以不超过100万德国马克的罚金。
我国《电信条例》对违反网间互联法规所设置的行为罚是“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即：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责令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停止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处罚。如此的行为罚，对于主导的电信运营商来讲，实质上是一种虚设，实践中不可能实施。为此，笔者在2003年3月就建议在《电信法》立法中应增加对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财产罚的数额；在行为罚方面应以限制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的业务或停止其新业务经营的处罚为主；特别提出了法律在人身罚方面必须有所作为。 因为只有设立对破坏网间互联行为人的人身罚，才有真正的震慑作用。
事实上，电信网间互联互通问题不仅仅只存在于中国的电信业，只要是竞争性的电信市场，都会遇到这一问题。对此，世界各国（地区）都通过电信法或其他相关法律对互联互通问题予以重点规范。但是真正能奏效的是依法设立人身罚，特别是设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韩国、日本分别在2001年和2002年修改了其电信法，修改后的电信法不仅加大了对妨碍互联互通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而且直接规定了刑事责任。日本电信法对通信从业者违反主管部门有关订立或修改互联互通协议命令的行为、违反规定订立或修改互联互通协议的行为、第一类电信运营商对提供的单项连接业务的通信量和回路数目没有记录或进行虚假记录的行为、没有公开经批准的互联协议条款的行为、没有公布互联资费的行为都规定了刑事责任。
为了切实惩罚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违法犯罪行为，信息产业部于2003年4月向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提请对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刑事法律责任进行司法解释的函》，建议对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进行司法解释。该函引起最高人民法院、全国人大法工委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3年7月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了广泛的调研和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并形成了互联互通刑事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2003年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成都召开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及电信网间互联互通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工作座谈会。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处马东处长在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及电信网间互联互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时指出，随着我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和电信体制改革的深入，电信市场已出现多家竞争的局面，由于受利益驱动，目前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和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问题大量出现，已经难以用行政手段来加以调控，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制订的“关于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及电信网间互联互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目的就是为了在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进行定性量刑。
2004年5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召集了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信息产业部、公安部等部门的有关专家参加的互联互通刑事司法解释座谈会。我国著名刑事法学专家王作富、储槐植、陈兴良、阮齐林、陈泽宪、张明楷对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中的一些法律问题进行了论证。2004年8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22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解释》，并于2004年12月30正式公布，2005年1月11日起实施。
笔者认为，《解释》将对打击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犯罪行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是真正的高压电。
二、关于司法解释的效力
司法解释属法律解释的一种 ，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所作的解释。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审判解释；第二类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检察工作中的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的检察解释；第三类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具体应用法律的共性问题所作的联合解释。本文涉及的《解释》属最高人民法院的审判解释。司法解释是我国法律解释的重要内容，它在法学实践和法学理论发展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应该指出，司法解释是在法律存在漏洞和法律规定的比较原则和笼统的情况下，对法律的补充，具有填补漏洞的作用。法律漏洞的产生主要基于三个原因：一是立法者对所涉案型未予考虑或考虑得不够周详；二是社会现象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现行环境及其价值判断不断的发生变化，特别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使原有法律规定对现实不相适应；三是立法者对于认识不成熟的问题不做规定，而有意让最高司法机关来逐步完成。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律解释要求。
在我国，司法解释已成为保障法律正确适用的重要手段，是司法经验的高度结晶，具有法律效力。同时司法解释也成为了我国重要法律渊源，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三、《解释》就破坏网间互联行为对刑法条文的扩充
根据《解释》第一条规定，采用截断通信线路、损毁通信设备或者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危害公共安全”，依照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解释》采用列举加综合的方式，列举了五种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情形，其中一条为兜底条款。这五类情形为别是：（一）造成火警、匪警、医疗急救、交通事故报警、救灾、抢险、防汛等通信中断或者严重障碍，并因此贻误救助、救治、救灾、抢险等，致使人员死亡一人、重伤三人以上或者造成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二）造成二千以上不满一万用户通信中断一小时以上，或者一万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不满一小时的；（三）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不满二小时或者直接影响范围不满五万（用户×小时）的；（四）造成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二小时以上不满十二小时的；（五）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形。
上述内容是《解释》是对《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扩充，属法律解释中的扩充解释。扩充解释是指当法律条文的字面过于狭窄，不足以表现立法意图、体现社会需要时，对法律条文所作的宽于其文字含义的解释。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显然，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了两个罪，一个是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另一个才是破坏公用电信设施。其中“破坏公用电信设施”所使用的文字过于狭窄，根本不能表明刑法的真实意义，不能鉴定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具体行为，必须扩张其意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意义。另外，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中的“造成严重后果”，更是没有任何依据和标准。因此，对“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进行扩充性司法解释已成当务之急。
《解释》规定，对于采用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阻碍或者破坏电信网间互联互通的行为，适用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定罪处罚。对此，学术界和司法界存在着不同认识，普遍认为破坏电信设施是一种物理性破坏。笔者认为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物理性破坏。这里的电信设施应该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事实上，与网间互联有关的公用电信设施应该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硬体部分，如光端机、交换机、管道、杆路、光纤以及线缆引入口及槽道等；另一类是软体部分，如电子数据、应用程序，以及与互联有关的网络组织、信令方式、同步方式等。而电信设施中的交换机等设备本身包含技术数据、技术规范、应用程序等。在近几年所发生的互联互通的恶性案件中，除了砍电缆、锯铁塔等物理性破坏之外，更普遍的情况是在通信软件上做手脚或者恶意修改信令，对竞争对手经营的电信业务进行各种形式的限呼、拦截，造成了网间接通率偏低甚至完全中断。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采用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手段，虽然并没有对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本身造成物理性损坏，但是，对于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的功能性却造成了实际的损坏，客观上导致了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无法正常运行和工作，其直接危害结果是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当认定属于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破坏公用电信设施”。 如果行为人构成《解释》第一条中规定的五种情形的任何一种，均应以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没有任意扩大刑法条文的范围，而是更好地实现了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法律条文未能包含的立法意图，是在刑法的立法意图、刑法的目的和刑法的基本原则基础上作出的扩充解释。
四、关于“造成严重后果”的量刑与认定标准
《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是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刑法》有关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有“严重后果”的情形，将在法定刑以上进行量刑，即：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我国《刑法》分则通常使用“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实践中，这类法定刑升格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突出地表现在放弃了对具体情节的描述，而以“造成严重后果”、“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进行概括，使得刑法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
实际上，所谓严重后果，不限于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应结合破坏电信设施罪的特点，综合案件情节，如破坏的电信设施的性质、严重程度，通信中断的性质、时间长短、影响面以及直接造成的危害结果等，全面考虑确定。但作为法定刑升格的条件，一定要有量化的标准，否则就失去了法律规则的严肃性。为此，《解释》第二条对《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严重后果”作了列举式加综合式的描述性规定，较好地解决了法定刑升格量刑的具体标准问题，使《刑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适用有了较大的安定性，解决了刑法适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限制了法官在审判破坏电信设施罪时的自由裁量权。《解释》列举了五类“严重后果”的情形，其中第五类为兜底条款。这五类“严重后果”的情形分别是：（一）造成火警、匪警、医疗急救、交通事故报警、救灾、抢险、防汛等通信中断或者严重障碍，并因此贻误救助、救治、救灾、抢险等，致使人员死亡二人以上、重伤六人以上或者造成财产损失六十万元以上的；（二）造成一万以上用户通信中断一小时以上的；（三）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二小时以上或者直接影响范围五万（用户×小时）以上的；（四）造成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十二小时以上的；（五）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实际上，上述关于破坏网间互联法定刑升格条件的认定标准，主要是源于国家电信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有关规范或标准。例如，信息产业部颁布的《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中规定了公用电信网间技术故障按照严重程度分为障碍、严重障碍、事故和重大事故。其中重大事故是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情况：（一）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历时超过一小时（用户数无法统计时）； （二）在一个本地网范围内，网间通信全阻、关口局至某一局向全部中断或网间某一业务全部中断，直接影响范围十万（用户×小时）以上；（三）发生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十二小时以上（用户数无法统计时）；（四）发生网间通信严重障碍，一日内累计直接影响范围十万（用户×小时）以上。
应该特别提醒注意的是，《解释》第五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在审理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犯罪时，对有关公用电信设施的范围、用户数、通信中断和严重障碍的标准和时间长度等事实的认定，将依据和参照国家电信行业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因此，电信业务经营者必须严格遵守电信行业主管部门制定的网间互联的规范或标准。
五、关于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构成要件
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下称“本罪”），是指故意破坏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这是一种以公用电信设施为特定破坏对象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下面对本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进行解析：
1、本罪的客观要件
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通信方面的公共安全。犯罪对象是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通信设施，包括公用电信交换设施、通信线路如架空线路、埋设线路、无线通信网、移动通信基站，以及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等。应该明确指出，本罪的犯罪对象是正在使用中的公用电信通信设施，且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解释》第三条规定： 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尚未危害公共安全，或者故意毁坏尚未投入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造成财物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
笔者对《解释》第三条的部分内容有不同看法，首先，故意毁坏尚未投入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不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以及盗窃公用电信设施价值数额不大，但是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仍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的规定，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因为，只有对正在使用中的电信设施进行破坏，才可能给公共安全带来危害。其次，《解释》第三条规定：故意破坏正在使用的公用电信设施尚未危害公共安全，造成财物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对此，笔者认为有悖刑法的立法精神。道理很简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属于一种危险犯，根据我国《刑法》的立法精神，并不要求发生实际的危害后果。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无论造成实际损害结果或虽未造成实际损害结果，但足以造成严重后果的，均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因此，除了法律明文规定的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必须以造成严重后果为犯罪成立的必要要件以外，故意的行为即使尚未构成严重后果，但只要造成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状态，就构成犯罪。 当然，如行为人破坏的虽属电信设施，但仅属于一般性的电信服务设施，如宾馆、单位内部的电信设施，城镇中的公用电话亭以及一般的居民家庭电话等等，都不属于本罪的犯罪对象对象。对之进行破坏的，构成犯罪的，应以他罪如故意毁坏财物罪等论处。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破坏方法多种多样，如拆卸或毁坏公用电信设施重要部件，砸毁电信设备，偷割、截断电（光）缆，毁坏杆路、管道（孔），故意违反电信服务规范使通信无法正常进行，或者删除、修改、增加电信网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等。
构成本罪，只须在客观上实施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的行为，并足以危害公共安全，无论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均可成立。这里危害公共安全，一般是指通信设施因遭受破坏失去原有功能，以致造成公共电信不能正常进行。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的单位和个人无法正常进话音或数据通信活动的，或由此可能引起其他严重后果的，均应构成本罪。
3、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既有一般主体，又有特殊主体。也就是说，可以是普通公民，也可以是专门从事电信通信业务的人员。凡已满16周岁，具有辩认控制能力的人，均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应该指出的是，这里的犯罪主体应当是指自然人，不包括单位。
实践中，一些故意破坏电信网间互联行为的恶性案件，主要是由电信运营商的主要领导或主管人员基于恶性竞争目的而组织、策划或指使有关人员实施的。为此，《解释》第四条规定， 指使、组织、教唆他人实施本解释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的，按照共犯定罪处罚。因此，有些领导或主管虽没有直接参加破坏电信网间互联的行为，但由于组织、领导或教唆他人实行了犯罪，仍构成犯罪，将以共同犯罪论处。如果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将作为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定罪量刑，按照其所参与的或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4、主观要件
《解释》中规定的构成破坏公用电信设施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其破坏电信设施的行为必然或可能发生危害公共通信的安全，并且希望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间接故意表现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公共通信的安全，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实施本罪的动机可以是多种多样，但破坏网间互联的动机基本上是出于不正当竞争。当然，动机如何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结束语：
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是通信司法经验的高度结晶，具有法律效力，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必须给与高度重视和尊重，认真学习与领会，并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笔者衷心希望各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教育自己的员工：遵守规则、公平竞争、依法经营、远离犯罪。

参考文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的决定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０日通过）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１９９５年４月７日在索非亚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
　　　　　　　　　　　　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以下简称“双方”），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为加强两国在司法领域的密切合作，决定缔结关于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并议定下列各条：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司法协助的范围
　　一、双方根据本条约的规定，相互提供刑事司法协助。有关“刑事”的定义，由双方根据各自的国内法确定。
　　二、提供的协助包括以下各项：
　　（一）送达刑事诉讼文书；
　　（二）查找和辨认有关人员；
　　（三）进行专家鉴定和现场司法勘验；
　　（四）向有关人员录取证词；
　　（五）搜查、扣押和移交书证、物证与赃款赃物；
　　（六）安排证人和鉴定人出庭作证；
　　（七）安排在押人员出庭作证；
　　（八）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九）提供有关司法记录和交换法律资料。

　　第二条　司法协助的联系途径
　　请求和提供司法协助应直接通过双方中央机关，即各自的司法部进行联系。

　　第三条　司法协助的拒绝
　　一、被请求方可根据下列理由之一拒绝提供司法协助：
　　（一）提供协助将有损于本国的主权、安全或公共秩序，或与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二）被请求方认为请求所涉及的犯罪具有政治性质或为军事犯罪；
　　（三）按照被请求方法律，请求所涉及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四）请求所涉及的嫌疑犯或罪犯是被请求方的国民，而且不在请求方境内；
　　（五）被请求方对请求所涉及的嫌疑犯或罪犯，就同一罪行正在进行刑事诉讼，或已作出了终审裁决。
　　二、如执行请求可能妨碍正在被请求方境内进行的刑事诉讼，被请求方可拒绝、推迟或有条件地执行请求。
　　三、被请求方应及时将拒绝、推迟或有条件地执行请求的决定及其理由通知请求方。

　　第四条　司法协助适用的法律
　　一、被请求方执行请求时适用其本国法律。
　　二、请求方可要求以某种具体方式执行请求，被请求方应在与其国内法相符的情况下采用该方式。

　　第五条　司法协助的费用
　　双方应相互免费提供司法协助。但为实施本条约第十条、第十七条所产生的额外费用以及第十五条所指的费用则由请求方承担。

　　第六条　文字
　　一、双方进行联系时使用本国的官方文字并附英文译文。
　　二、司法协助请求书及其附件应使用请求方官方文字书写，并附有被请求方的官方文字或英文的正式译本。
　　三、一方主管机关向另一方提供司法协助时，使用本国官方文字以及经证明无误的英文译本。

　　　　　　　　　　　第二章　司法协助的形式

　　第七条　司法协助请求书
　　一、司法协助的请求应以请求书的形式提出。请求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请求机关的名称；
　　（二）案件的性质和事实以及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三）请求中所涉及人员的姓名、国籍、住所或居所，以及其他一切有助于证明其身份的情况；
　　（四）请求的目的以及需履行的司法行为；
　　（五）请求予以搜查、扣押和移交的文件与物品的清单；
　　（六）要求被请求方适用特别程序的细节和理由，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
　　（七）执行请求的时限；
　　（八）执行请求所需的其他材料。
　　二、请求书及其附件应由请求机关签署和盖章。

　　第八条　送达文书
　　一、请求方要求送达的任何文件，被请求方应予以尽快送达。
　　二、被请求方应以送达回证的方式证明已完成送达，送达回证应包括收件人的签名、收件日期、送达机关的盖章和送达人的签名以及送达方式和地点。如果收件人拒收，还应说明拒收的理由。

　　第九条　查找和辨认有关人员
　　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尽力查找请求书中所指人员的下落和辨认有关人员的身份。

　　第十条　调查取证时的人员到场
　　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将执行调查取证请求的时间和地点通知请求方，以便有关人员到场。到场的人员应当遵守被请求方法律。

　　第十一条　证据的提供
　　一、被请求方应通过第二条规定的途径移交调查取证所取得的证据材料。
　　二、被请求方可以移交请求方要求提供的记录或文件的经证明无误的副本或影印件；但在请求方明示要求移交原件的情况下，被请求方应尽可能满足此项要求。
　　三、被请求方应移交请求方要求提供的作为证据的物品，但物品的移交不得侵犯被请求方或第三方对这些物品的合法权利。
　　四、如果上述文件、记录或物品对被请求方境内其他未决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是不可缺少的，被请求方可暂缓提供。但被请求方应及时向请求方通报暂缓提供的原因。
　　五、根据本条约移交的任何物品免征所有税费。

　　第十二条　归还证据
　　请求方应将被请求方移交的记录和文件的原件以及其他物品，尽快归还给被请求方，除非被请求方放弃归还要求。

　　第十三条　证据的使用限制
　　移交给请求方的文件、记录或物品只能被用于司法协助请求中所限的目的。

　　第十四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出庭
　　一、如果请求方认为证人或鉴定人到其司法机关亲自履行有关的诉讼行为是必要的，则应在其要求送达传票的请求中予以提及，被请求方应向有关的证人或鉴定人转达上述请求。
　　二、送达传票的请求应在要求有关人员到请求方司法机关履行有关诉讼行为之日的至少两个月前递交给被请求方。
　　三、被请求方应将证人或鉴定人的答复通知请求方。
　　四、请求方应在请求书或传票中说明可支付的大概津贴数以及可偿付的旅费与食宿费用。应证人或鉴定人的要求，请求方应向其部分或全部预付上述费用。

　　第十五条　证人和鉴定人费用的标准
　　请求方需付给证人或鉴定人的津贴（包括食宿费）以及旅费，自其离开其居所地之日起计算，且其数额至少应不少于请求方的现行付费标准和规定所规定的数额。

　　第十六条　证人和鉴定人的保护
　　一、请求方不得对拒绝按照第十四条规定前往作证或鉴定的人予以处罚，或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或以采取强制措施相威胁。
　　二、请求方对于传唤到其司法机关的证人或鉴定人，不论其国籍如何，不得因其入境前所犯的罪行或者因其证词或鉴定结论而追究其刑事责任或以任何形式剥夺其人身自由。
　　三、如果证人或鉴定人在请求方的司法机关通知其不必继续停留在该方境内之日起十五日内仍不离开，则丧失本条第二款给予的保护。但此期限不包括证人或鉴定人由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原因而未能离开请求方境内的期间。

　　第十七条　在押人员的出境作证
　　一、如果一方司法机关认为有必要向在另一方境内的在押人员取证，只要该人本人同意前往作证，被请求方可根据请求把该人移交给请求方。为此目的，本条约第二条规定的双方中央机关可就移交该人的要求和条件事先达成协议。
　　二、请求方应继续在其领土内关押被移交的人，并在作证后将其交还给被请求方。
　　三、本条约第十六条规定的对证人的保护应在适当范围内适用于移交到请求方境内作证的在押人员。

　　第十八条　赃款赃物的移交
　　一、一方应将罪犯在请求方境内犯罪时非法获得的，但在被请求方境内发现的赃款赃物移交给另一方。但此项移交不得损害被请求方或第三方对上述财物的合法权利。
　　二、如果上述赃款赃物对于被请求方境内其他未结刑事诉讼是必不可少的，被请求方可延迟移交，但应及时通知请求方。

　　　　　　　　　　　　　第三章　其他规定

　　第十九条　刑事诉讼结果的通报
　　一方应向另一方通报有关对另一方国民所作的生效刑事判决和裁定的结果，并应提供判决书和裁定书的副本，同时还应根据请求，就有关该判决和裁定的实质问题作出必要的说明。

　　第二十条　司法记录的提供
　　被请求方应根据请求免费提供关于正在请求方境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的司法记录的摘要和有关情况。

　　第二十一条　交换法律和法规情报
　　双方应根据请求，相互通报各自国家现行或曾经施行的法律和法规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情况。

　　第二十二条　文件的效力
　　为实施本条约，一方主管机关颁发的正式文件，只要经过签署和盖章，即可在另一方境内使用，无须认证。

　　第二十三条　争议的解决
　　因解释和适用本条约所产生的任何争议均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四章　最后条款

　　第二十四条　批准和生效
　　本条约须经批准。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自互换批准书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

　　第二十五条　终止
　　本条约自一方通过外交途径向另一方发出书面终止通知之日起六个月期满后失效。否则，本条约一直有效。
　　本条约于一九九五年四月七日在索非亚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保加利亚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同一作准。遇有分歧时，以英文文本为准。
　　双方全权代表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　　　　保加利亚共和国代表
　　　　　　　　　　　　　　　　钱其琛　　　　　　　姆·切尔文尼亚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