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人大常委会


深圳经济特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若干规定

（2008年4月1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2008年4月1日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71号公布 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促进自主创新，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区政府）应当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教育、培训、宣传和执法工作，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

第三条 设立深圳市知识产权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研究、决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工作规则、协调机制等重大事项。

联席会议由市知识产权、发展改革、贸易工业、教育、科技、信息、公安、司法行政、财政、文化、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城管、法制以及海关等有关单位组成。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社会团体、企业和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列席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由市政府召集或者由市政府委托市知识产权部门召集。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可以要求相关单位共同召开专门工作会议：

（一）重大案件需要协助的；

（二）案件移送需要协调的；

（三）需要共同开展专项执法行动的；

（四）其他需要共同解决的事项。

专门工作会议由提议单位组织。

第五条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认为需要与其他单位开展联合执法时，应当向该单位提出书面请求，说明案件性质、涉嫌侵权人、涉嫌侵权物品、初步估算的涉案数额等案件基本情况以及联合执法的相关要求。接到请求的单位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接到请求的单位应当参加联合执法：

（一）省级以上部门重点督办案件；

（二）重点区域的专项整治活动；

（三）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案件；

（四）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第六条 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共享和线索通报制度。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当将各自关于知识产权案件的处理结果等工作信息及时交换，并纳入市知识产权部门建立的执法综合信息库。

有关单位发现属于其他部门管辖的案件线索时，应当及时书面通报有管辖权的部门，接到通报的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并书面反馈调查结果。

第七条 市知识产权部门应当建立知识产权诚信档案，记载下列内容：

（一）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理决定所确认的侵权事实及处理结果；

（二）发生法律效力的司法裁判文书和仲裁文书所确认的侵权事实及处理结果；

（三）其他需要录入的内容。

诚信档案可以按照规定供单位和个人查询。

市知识产权部门可以将诚信档案的有关内容通知相关机构录入企业或者个人信用征信系统。

第八条 市政府应当建立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境外保护的研究、预防和应对；对于关系本市的重大境外知识产权保护活动，应当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九条 知识产权保护有关单位应当鼓励、支持、引导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建立、完善内部预防和保护机制；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政策、重大事件等有关问题的研究、监测，对本市有重大影响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和发出预警。

市知识产权部门应当定期就本市知识产权保护情况提出报告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知识产权保护有关单位应当加强对从事知识产权代理、咨询、鉴定、评估等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的培育、指导与监督。

市知识产权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依法成立的知识产权专业服务机构名单。

第十一条 行业协会应当指导和帮助会员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业务培训、经验交流、政策法律咨询等服务，帮助会员依法维护知识产权。

行业协会可以根据章程对侵犯知识产权的会员进行惩戒，并将惩戒情况报送市知识产权部门载入诚信档案。

第十二条 对保护知识产权和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作出重大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第十三条 承办会展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在会展活动开始三个工作日前将会展活动的时间、地点、内容等基本情况书面告知市知识产权部门。

申请参加会展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会展承办单位提交书面承诺，承诺其参展的产品未侵犯知识产权；未提交书面承诺的，会展承办单位不得允许其参加会展活动；违反承诺或者提供虚假承诺的，会展承办单位应当取消其参展资格并清理出场。

第十四条 对会展活动期间发生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知识产权保护有关单位应当依法及时查处并将处理结果通知会展承办单位，会展承办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被知识产权保护有关单位认定在参加会展期间侵犯知识产权的，自认定之日起两年内不得在本市参加同种产品的会展活动。

第十五条 单位或者个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三年内不得承接政府投资项目，市、区政府对其不得给予奖励、资助或者授予荣誉称号：

（一）侵犯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

（二）侵犯知识产权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

（三）拒不执行已经生效的知识产权司法裁判文书或者行政处理决定的；

（四）其他侵犯知识产权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

第十六条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禁止采购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工程和服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侵犯知识产权仍然予以采购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应当书面承诺所提供的货物、工程和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未提供书面承诺的，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提供虚假承诺或者被有关单位确认为侵犯知识产权的，三年内不得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第十七条 对于依法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的涉嫌知识产权犯罪案件，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及时移交公安机关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案件移送通知书；

（二）案件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涉案数额、数量标准、法律依据；

（三）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

（四）涉嫌侵权物品的样品、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材料；

（五）涉案物品清单。

公安机关对于提交上述材料的案件应当予以签收并依法处理。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受理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属于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管辖的，应当及时移送，并提供下列材料：

（一）案件移送通知书；

（二）报案、受案或者立案材料的复印件；

（三）调查取证材料的复印件；

（四）调取证据通知书和调取证据清单的复印件；

（五）调查结果报告或者说明；

（六）查封、冻结、扣押财物清单及相关法律文件的复印件。

其他行政执法部门对于提交上述材料的案件应当予以签收并依法处理。

第十九条 知识产权保护有关单位在收集证据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阻碍或者拒绝。现场检查时，可以要求权利人或者其代理人协助，但应当同时告知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

公证机关对申请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证据保全申请，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进行证据保全。

第二十条 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

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关单位可以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鉴定结论以及权利人提供的证据等材料，对是否构成侵权及损害结果等予以认定并做出行政处理：

（一）有证据证明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

（二）未在规定的限期内提交证明材料对事实进行说明的；

（三）拒绝接受调查的。

第二十一条 技术秘密权利人能够证明涉嫌侵犯其技术秘密的对方当事人使用的技术与其技术秘密相同或者实质相同，对方当事人有接触其技术秘密的可能，且对方当事人不能证明下列事项之一的，可以认定为侵犯技术秘密：

（一）自行开发研制获得；

（二）反向工程获得；

（三）从公开渠道或者其他合法渠道获得。

第二十二条 技术秘密权利人损失数额是指侵权行为给技术秘密权利人造成的损失数额。

技术秘密权利人损失数额的计算，应当综合其研究开发成本、实施该技术秘密的收益、可得利益、可保持竞争优势的时间、技术秘密转让或者许可费用、市场份额减少等因素确定。

技术秘密权利人损失数额无法计算的，以侵权人的非法经营额作为技术秘密权利人的损失数额。

第二十三条 非法经营额是指在实施侵犯知识产权行为过程中，制造、储存、运输、销售侵权产品的价值。已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实际销售的价格计算。制造、储存、运输和未销售的侵权产品的价值，按照标价或者已经查清的侵权产品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没有标价或者无法查清其实际销售价格的，按照被侵权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侵权人在不同时间多次实施侵权行为，未经行政处理或者刑事处罚的，其非法经营额应当累计计算。

第二十四条 知识产权保护有关单位在查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中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执法措施：

（一）现场检查；

（二）查阅、复制、暂扣或者封存当事人的经营记录、票据、财务帐册、合同等经营资料；

（三）责令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权属证明材料或者对案件事实进行说明并提交相应的材料；

（三）查封、扣押、登记保存涉嫌侵权的产品、物品；

（五）采用测量、拍照、摄像等方式进行现场勘查。

第二十五条 侵权人因侵犯知识产权受到罚款处罚后，自行政处罚决定书生效之日起两年内再次侵犯同种知识产权的，有关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部门可以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应罚款数额双倍处罚。

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依法责令侵权人停止侵权行为但未规定罚款处罚，侵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拒不执行责令停止侵权的行政处理决定的，有关单位可以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知识产权权益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诉讼前或者诉讼中，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临时禁令，禁止涉嫌侵权人在人民法院做出裁判前继续使用其知识产权。

申请临时禁令，应当按照规定提供担保。

第二十七条 在人民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中，对属于国家有关单位保存而当事人无法自行取得的证据和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当事人的代理律师可以持人民法院签发的调查令进行调查取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八条 知识产权保护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泄露执法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其主要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九条 市政府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关具体实施办法。

第三十条 本规定自2008年7月1日起施行。
论情事变更原则

张安腾*


　　一、引言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着手起草新的统一合同法时，就对情事变更原则十分关注。从1995年学者提出的《合同法草案建议稿》，到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向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合同法（草案）》四个审议稿，都在“合同的履行”一章中写入了情事变更原则，并在《合同法（草案）》中关于规定这一原则条文的表述方面有过三次变化。1这一切，使有关情事变更原则的内容日臻完善。但是，情事变更原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合同法的起草过程中，一直有不同意见。学者、法官大都赞成明确规定情事变更原则，认为这样可以公平、合理地解决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特殊问题，及时打开某些死结，以促进经济流转，维护社会公平。而一些经济工作者则不同意把情事变更原则正式写进《合同法》，认为此举容易导致该原则的滥用，有碍合同严肃性之保持。两派相争，终因反对力量过于强大，关于情事变更原则的内容在立法的最后时刻被否定，没有被写进我国新《合同法》。
本文认为，新《合同法》未规定情事变更原则虽有一定的理由，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立法上的短见，即未能从长远角度来考察情事变更原则的功能，其立法抉择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实质正义，实属弊大于利，不可不称为《合同法》的一大缺憾。故有必要对情事变更原则作进一步探讨。
二、情事变更原则的基础理论
㈠、基本内涵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情事变更原则从来是作为以合意说为基石的近代合同法大原则的例外原则。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情事变更原则包括不可抗力与狭义的情事变更原则。本文所指为狭义的概念。
情事变更原则谓为法律效力发生原因之法律要件（法律行为或其它法律事实）之基础或环境之情事，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有非当时所得预料之变更，而使发生原有效力，显有悖于诚信原则（显失公平）时，应认其法律效力有相当变更之规范。故严格说来，情事变更原则为关于法律效力的一般问题，应属于民法总则之范围。2然而该原则事实上就合同关系最多适用，故本文以合同法为中心对之加以阐释。
大陆法系国家通过立法或判例来确认情事变更原则，实为诚信原则在债法中的具体体现。不过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情事变更之范围的态度不尽一致：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是不作区别的（见该法典第1148条之规定）；而德国的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则力图将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区分开来。（见《德国民法典》第157条、第242条及1924年的《第三次紧急租税令》、1925年的《增额评价法》、1952年的《法官契约协助法》）
英美法系解决此类问题的原则称为“合同受挫”或“合同落空”（Frustration of Contract），主要是通过判例来确认，认为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是法院或当事人采取的一种衡平措施，因而是从衡平法的观点来确认这一原则的，其所使用的范围较大陆法上的情事变更更为广泛，实际上包含了不可抗力和情事变更。
我国《民法通则》对不可抗力作了明确的定义，对情事变更则没有直接作出规定。但基于适用条件尤其是法律效果上的差异，学术界是将情事变更原则与不可抗力作为两种不同的法律规则加以阐述和探讨的。通说认为，情事变更原则是指：在合同成立后至其被履行完毕前这段时间内，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发生情事变更，致使继续维持该合同之原有效力对受情事变更影响的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则允许该当事人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3至于何谓“情事”，一般理解为订立合同时的特定环境。
基于该定义，可知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即其要件）应包括以下几项：4
1、 须有情事之变更
通说认为情事无须为普遍的：可以是某一较大范围的，也可以是某一较小范围的，既可以是针对当事人双方而言的，也可以是仅仅针对当事人一方而言；情事得为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前者如物价稳定、币值近似不变等，后者如和平状态、交通状态等。近来有学者从严格限制情事变更原则以维护合同严肃性出发，认为情事应当以持续、一般的状态而存在，不仅为合同当事人、且为一切普通个人所能共同认知且以为当然。如仅为涉及具体合同关系、具体合同当事人的特定交易条件，诸如：特定合同标的于缔约当时的一般价格，则不属于情事变更原则所指向的情事范围。5本文认为，该观点有违情事变更原则维护社会实质正义的衡平立场，不利于实现个别正义，实乃从根本上破坏了情事变更原则。至于什么样的情事是法律行为的环境情事，应具体依据法律行为的性质和目的来加以确定。
所谓变更，指的是情况的变动。针对合同而言，是指订立合同后合同行为的环境或基础发生变动，以致于在履行时须面对一种新的情事。这种新的情事的出现须为客观的事实。至于变更是普遍的或局部的，一时的或持续的，急剧的或缓慢的，均可在所不问。有学者认为变更应为具有普遍意义和长期性的变化，即该变化非为偶然性、一次性、局部性变化，而为对原有状态的全面、长时期变化。6此说实不利于全面、正确地保障受情事变更影响的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至于如何认定情事是否变更，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侧重点不同。前者倾向考虑债务人有无实际履行的能力，后者则倾向考虑合同的目的是否能实现。
2、 情事变更须于法律行为成立后、债务关系消灭以前发生
基本观点为：合同订立之前，如果情事已发生变更，则变更后的情事为合同订立的基础，当事人如不知情事已有变更，则视为当事人有过错，故不能适用情事变更原则。这是由情事变更事实的客观性所决定的，该变更发生时间仅以客观情况为判断依据，而不受当事人主观认识状况影响。而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合同关系已经消灭，情事如何发生变化均与合同无关。
几点说明：
⑴情事变更发生在合同订立之后，但在履行过程中恢复原来状态的，能否适用情事变更原则的问题，应依据原约定的履行期间扣除情事变更期间所得的剩余履行期间按正常情况能否完成约定的事项判断，若能则不可适用，反之则可适用。
⑵在迟延履行期间发生情事变更应如何处理的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合同当事人履行迟延或受领迟延后发生情事变更的，过错方不得以情事变更为由来免除自己的责任。7史尚宽先生认为情事变更原则并不以不可抗力之危险使归当事人一方负担为目的，而系以危险之公平分担为目的，债务人不应较因迟延通常所负担责任更加多负担不相当之过分责任。8故于迟延后发生情事变更，亦不妨适用情事变更原则。但情事变更与迟延有直接因果关系者，不在此限。本文认为，当事人对迟延履行或受领有过错，并不意味着对情事变更的发生有过错，当履行期已届满，而当事人仍未全部履行或受领，相对方可以因对方违约而解除合同，并追究其违约责任。相对方如仍需要对方履行或受领，则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并可以追究其迟延履行的责任。基于继续履行而达成的协议，可以说是一个新合同。虽然新合同的产生与原合同的违约有一定关系，但是因为违约方已经负担了相应责任，对新合同履行中的意外就不应再负责。故也可适用情事变更原则。
⑶有学者认为：“情事变更须发生在合同成立生效以后，合同关系消灭以前。”9本文认为，这种表述是不确切的。因为有的合同的成立时间与生效时间并不一致，但是当事人的合同行为只能以缔约时的情事为依据，而不是以预见的合同生效时的情事订立的。故情事变更如果发生在订立合同之后，合同生效之前，也应当适用情事变更原则。
3、 情事之变更，须未为当事人所预料，而且具有不能预料之性质
该条件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对情事变更加以限定。未预料之事必须是客观的，即使当事人实际上未预料（主观），但依诚信原则如此事变当然可得预料，则该当事人有过失，不得主张情事变更原则。如果情事变更已经为当事人所预料，则表明当事人愿意承担情事变更的风险，自然不能适用情事变更原则。
所谓不能预料，指的是：⑴对事变发生可能性本身的预见能力。⑵其为客观的缺乏预见可能，而非特定合同关系一方当事人的未为预见。故有学者提出“如果情事变更在客观上仅能为一方可以预料，则不能预料的相对方可以主张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如果客观上可以预料到情事变更的一方已经预见到将来会发生情事变更而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却依然与相对方（注：客观上无预见能力）签订合同，那么可以预料的一方当事人有主观过错，对相对方的损失应负赔偿责任。”10本文赞同此种观点。
4、 情事之变更须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而发生
在情事变更与合同关系权益失衡之间不能存在合同当事人自主行为作用的干扰。因为合同当事人自主行为的介入实际上切断了事变与合同履行困难之间的因果链条。如果客观情事的变化可归责于当事人，则应由当事人承担责任。若情事变更非由当事人引起，但是可归责于第三人，则应当由第三人承担责任，不得适用情事变更原则。因为情事变更原则是在无法采取其他救济方法的情况下才适用的。
5、 情事的变更导致履行合同将会显失公平
情事变更对合同关系产生的现实结果并非致使合同履行不能或仅为一方当事人履行困难或蒙受损失，而是使合同的继续履行建立在根本破坏当事人间的利益均衡的基础上，产生违背社会正义观念的显失公平的结果。这里说的显失公平不能等同于一般商业风险所导致的不公平结果。因为经济活动原为经济之竞争，多少包含有投机因素，绝对公平只能是一种理想，在现实法律政策上为不可期望之事。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中，人们的经济行为需要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受价格杠杆、竞争机制的制约，风险成为经济活动的固有属性，“不公平”结果的出现亦成为经济运行的必然。但是这种不公平结果一般具有可预料性，是当事人自愿承担的，风险与利润是相称的。故依诚信原则，法院因为法律行为的关系或法律的要求有时不得不驳斥公平之愿望，而保护不公平之主张。
至于何谓“显失公平”，学者间意见不尽一致。11本文认为，诸学者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实践中应加以综合考虑，以便从宏观上控制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防止滥用。今后在大量实践基础上不妨对某些典型事件设立量的标准，以利于准确适用。对此，国外的司法实践往往掌握一定的衡量尺度。如德国帝国法院1933年的一个判例认为英镑贬值20-30%属于情事重大变更，1935年的一个判例认为外币贬值13%就使得法律行为基础动摇。12
至于情事变更原则之适用是否以有当事人之主张为要件之一，学者有否定、肯定两说。本文持肯定说。因为情事变更原则是合同法的特殊原则，应从严掌握，不宜滥用。而且在作为私行为的民事交易中，当事人为保持信誉，维护交易关系，通常会私下协商分配风险问题。这种私权领域无须法院以公权主动干涉。
㈡、法哲学基础
为了方便考察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哲学基础，以求追本溯源、明其本质，本文先从其历史沿革入手，依次介绍有关情事变更原则理论依据的学说，最后在总括的层面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1、 历史沿革
情事变更原则的历史并不能追溯至古罗马法。无论在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之传统合同制度中，均未有情事变更原则之真正适用。罗马法所坚持的“合同严守”原则及普通法所力主之“绝对合同”理念无一例外地拒绝在合同效力领域外留有认允合同当事人合意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合同效力的空间。这一原则体现了法律思想上坚持纯粹形式主义的观念。而实际上，罗马法时期的契约可分为严法契约与宽法契约，宽法契约的内容已包含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则。这就不得不考虑情事的变更。所以情事变更存在于罗马法时期是必然的，但还没有作为一项固定的原则或制度被确立下来。13按照通说，情事变更原则起源于12-13世纪的注释法学派著作《优帝法学阶梯注释》中的“情事不变条款”，即假定每一个合同均包含一个具有如下含义的条款：缔约时作为合同基础的客观情况应继续存在，一旦这种情况不存在，准予变更或解除合同。至16、17世纪，自然法思想居支配地位，情事不变条款得到广泛适用。到18世纪后期，该条款的适用过于泛滥，损害了法律秩序的安定，于是受到严厉的批评并逐渐被法学家和立法者所摒弃。19世纪初历史法学派兴起，极力贬低自然法思想的价值，情事不变条款自然也不会有好的命运。之后兴起的分析法学派，强调实证法，主张形式主义，重视合同严守原则和法律秩序的安定，故情事不变条款愈丧失其重要性。情事变更原则得到确立并在审判实践中得以广泛的适用，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一战、二战、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及消亡、冷战的潮涨潮落，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摆脱“情事”的“变更”。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学者们借鉴历史上的情事不变条款，提出情事变更的种种学说，并经法院采纳成为判决理由，最终成为当代民法的特别规范。
2、 理论依据14
关于情事变更的理论依据，理论上有不同的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
⑴大陆法系
除约款说、相互性说、法律制度说和不可预知情况说等之外，颇有影响的有如下两种：
①法律行为基础说 由德国学者欧特曼（Ortmann）于1921年提出。所谓行为基础，乃针对契约而言，是指在订立契约时，当事人一方对特定环境存在发生的预想，这种预想须由相对方当事人也认知其重要性而没有提出异议；或者是双方当事人对订约时特定环境的存在发生有共同预想。可见，所谓“基础”是法律行为的客观基础，但确定标准却是主观标准。拉恩茨（Larenz）为修正法律行为基础说，提出应区分主观法律行为基础与客观法律行为基础的观点。而雷曼（Lehmamn）则认为严格划分主观与客观法律行为基础并无实际意义，应当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合同效力是否受到影响应以某种情事转变为前提，而情事是否发生变化则以“合同目的”作为判断依据。
②诚信原则说 该说认为情事变更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当事人在订立合同后，由于出现了订约时所不可预见的情事，继续履行会违背诚信原则，因此应允许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我国学者大都以此为通说。
⑵英美法系
①默示条款说 由英国法官劳尔伯恩（Loreburn）勋爵于1916年提出。该学说同情事不变条款说类似。
②合同基础丧失理论 为哥达德（Godard）法官于1937年采用。该说与法律行为基础说有类似之处。
③公正合理解决理论 《昂逊合同法》引述莱特（Wright）勋爵的评论：“实质是，法庭或陪审团按照他所认为的什么是公正合理，以一个事实判断来决定问题。”因为审判过程的全部目的正是在于达到公正合理地解决争议。
④义务改变理论 由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勋爵在1956年提出。他认为当法律行为双方均无过错的情事变更使合同义务变得不允许被履行时，将构成合同落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履行的已是与合同双方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完全不同的另一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