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多元化调解之途径——西吉县法院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总结与思考

李堂真 马孝国


　　近年来，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经济也受到重大冲击，进而引发了大量涉及经济的民商事案件。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推到了法院，法院承担审判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中央提出“政法机关，要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口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以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平稳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就认真做好民事审判工作强调“各级法院要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扎实工作细致有效的化解矛盾；要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对于有条件的案件要尽可能多作调解工作，要认真分析，及时把握案件处理过程中一切有利于调节结案的机会，利用各种积极因素，通过辩法析理，促使当事人握手言和，案结事了。”为了响应上级法院的会议精神，积极探索人民法院解决经济危机下各类社会矛盾的机制，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西吉法院近年来开展“多途径调解”活动为视角观察，进而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西吉县法院开展“多途径调解”工作的基本情况

1“多途径调解”的概念与内涵

　　开展“多途径”调解方法，是西吉法院为适应金融危机环境下为坚持“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的方针落到实处，并为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战略需要，从西吉的实际出发，对适应经济危机时期构建科学解决纠纷机制进行探索的一项重大举措。“多途径调解”就是将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社会调解、信访调解等有机的结合起来，从说理、析法、人情、亲情等途径入手，使司法审判与其他一切调解力量进行优势互补，促使矛盾纠纷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到解决，从而更好地维护经济持续增长，实现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多途径调解”的核心是司法调解。司法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诉讼制度，也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做好2009年人民法庭工作》的通知中要求“人民法院要认真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原则，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及时总结调解经验，努力提高调解工作质量水平，积极拓展调解工作领域的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地通过司法调解解决案件纠纷，促进当事人之间诉讼关系的协调，当事人与人民法院之间司法服务关系的有序，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还需要引入相关单位、人民调解组织等社会因素参与到案件的调解过程中来，协助司法部门顺利调处案件。上述相关司法文件及司法实践为西吉法院寻求“多途径调解”工作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2 “多途径调解”工作在西吉的具体情况

　　2008年初，西吉县委办公室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联合印发了《全县开展‘百日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活动’工作方案》。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各部门、各组织要集中一切力量，排除社会矛盾纠纷。该方案的主要工作措施是“摸清矛盾纠纷底数，注重调解问题”。具体方法有：上门化解、包点化解、部门内部化解、接访化解、处警化解、跟踪化解、引导诉讼等方法，将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联系起来，集中一切力量，化解矛盾纠纷，将大部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程序之外。
　　西吉法院利用这次机会，积极转变观念，强化诉讼调解，缓和利益冲突，引导道德风尚，有效解决纠纷，实现“案结事了，定纷止争”的目标，积极总结经验，不断从机制上寻求创新，在创新中取得实效。
第一，创新方法，促使当事人言和。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西吉法院以新营法庭为代表先后探索和总结出了一套处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X+Y+2”模式（“X”指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Y”指具有一定社会经验和威望或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的人员，如人民调解员、村组干部、离退休老干部、妇联工作人员、宗教人士以及当事人的亲朋好友；“2”指案件双方当事人）。利用这种模式审理案件并邀请有一定社会经验和威望或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的人员，如人民调解员、村组干部、离退休老干部、妇联工作人员、宗教人士以及当事人的亲朋好友等参加旁听，庭后向当事人做工作，从而使绝大部分案件都能以调解的形式结　案，有效提高了审判质量和效率，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以西吉法院兴隆法庭为代表先后探索和总结出了一套处理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冷却调解”模式。冷却调解即庭后调解的一种方式，案件承办人员通过庭审，掌握当事人的心理动态，等当事人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再利用一切有利于调解的因素对案件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握手言和，协商后达成协议。据统计，兴隆法庭2008年至2009年5月份，共收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6件，现所有案件均以调解形式结案。实践证明，“冷却调解”模式的有效开展，使办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得到有效统一，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
　　第二，创新制度，坚持开展诉前调解。西吉法院为建立“多途径调解”机制，专门设立了“庭前调解室”，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新收案件进行繁简分流，对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直接进行立案前调解，立案庭成为人民法院解决矛盾纠纷的前沿阵地。对当事人争议大，案情复杂的案件，决定开庭，对案情简单，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直接进行庭前调解。对有些案件，立案庭直接与当事人所在地的乡镇司法所联系，并建议当事人到司法所就矛盾纠纷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可以再来立案。这样及便利了当事人解决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法院的案件压力。通过诉前调解，为当事人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另外，及时地化解了当事人的矛盾，有效地防止了矛盾的激化，为维护经济危机时期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
　　第三，创新观念，利用三调联动机制，开展巡回审理。为便利人民群众诉讼和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切实做好司法为民工作，西吉县法院与乡司法局、基层调解组织建立联动调解机制积极开展巡回法庭审理案件，把法庭搬到田间地头，就地开庭解决发生在农村人民群众之间的各类矛盾纠纷，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以白崖法庭为例，2008年度共进行巡回审理案件63件，成功调解59件，巡回调解率为93.7%。这种观念上的创新，是 “多途径调解”工作的有效体现，是西吉法院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多途径调解”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如何准确把握形势，积极应对挑战，权利保障民生，在新的社会经济行摄下，来自社会个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与时代性。在这种情况下，寻求建立以司法调解为核心的多元化调解机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因此西吉法院大力倡导“多途径调解”道路，是对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即是对传统司法资源的有效继承，也是对新环境下社会矛盾纠纷处理机制的创新，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1、“多途径调解”机制成为世界各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共同目标。

　　“多途径调解”机制是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立足于基层，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纽带，以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其它调解形式为依托和支撑，并以多种调解形式特定的功能相互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的调整系统。从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向前推进，促使了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各国经济繁荣的背后，矛盾纠纷不断地显现。为了有效解决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建立了以“调解”化解矛盾为主的纠纷解决机制，这种机制能够促使案件当事人握手言和，进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因此这种纠纷解决途径成为世界各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共同选择。
　　当代西方国家盛行的ADR制度中,调解则被用来发挥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的作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对进入诉讼的案件实行普遍性的强制调解，如澳大利亚构建的强制指令调解机制，法庭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可以强制要求当事人进行调解。美国建立了能供当事人自己选择的多门法院，而这些“多门”可以解释为“仲裁”、“调解”、“案件评估”等，大部分案件利用多种途径、多种手段在诉讼外得到解决。我们身边的日本也建立了广泛的民事调解机制，主要途径有“法院调解”、“行政调解”等，其司法改革的目的仍然追求以“和”结案。

2、“多途径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和为贵”的思想成为国人生活中的主要观念。现实中，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到法庭解决问题，有些人更以来法院处理矛盾为丢人的事情，更希望私下协商处理纠纷，化解恩怨。这种趋向于民间调解处理纠纷的心态，反映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希望通过自身排除争纷的要求。
　　我国的社会调解作为“多途径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化孕育下，顺应民意，承担起了民事诉讼外解决纠纷矛盾的主要使命，并与司法审判紧密配合，相互补充，在新时期显现出了他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社会调解”仍然有他的缺点存在，尤其在当前经济危机蔓延的环境中其缺点更为明显，如当前受危机的影响，社会矛盾涌现，司法机关承受案件的压力不断加大，单靠“人民调解”应不能完成化解大量社会矛盾的要求，因为“人民调解”还存在着“调解的力量不强”、“调解经费不足”等缺点。因此，社会呼吁“多途径调解”机制的出现。
　　西吉法院充分利用各种调解手段，整合所有调解资源，在“三调联动”机制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建立“多途径调解”机制，以适应经济危机环境下，化解更多矛盾纠纷的需要。“多途径调解”机制是我国传统调解机制的拓展延伸，并成为西吉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现。

3、“多途径调解”是在经济危机环境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西吉法院大力开展“多途径调解”工作的思想基础在于一下几点：
　　首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本流通的加快，出现纠纷矛盾的几率增大。如何处理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让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妥善协调，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这些问题成为每一名社会工作者研究的课题。再加上近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危机的影响，使不同利益主体的纠纷矛盾更加突出。为了适应我国当前市场的客观要求，正确反映和依法保障不同主题的利益，营造团结和谐的市场秩序，就需要建立健全科学的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引导群众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使矛盾与纠纷在和谐的环境中得以解决，并通过已有的纠纷解决途径，如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妥善化解不同利益主体的矛盾纠纷。因此，构建以“多途径调解”为表现形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第二，单一或独立的纠纷解决部门已不能很好快速的解决复杂多样的矛盾纠纷。和谐社会呼唤以司法调解、社会调解、行政调解为主体的“多途径调解”机制的产生。随着2008年经济增长减速（预计全年增速为9%，比2007年放缓2.4个百分点），并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导致出口下降，外商投资减少，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居民就业与收入严重下滑，社会矛盾层出不群。面对这种现状，为了使更多的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切实、有效化解，促使社会和谐，就需要建立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联合，追求个案“多途径解决”。
　　第三，“多途径调解”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人民法院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司法审判作为国家维护社会正义的力量是不可缺少的，但是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的资源，它又是有限的。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大量社会矛盾涌现，人民法院只能将有效的资源投到无法调解的案件当中，对其他纠纷仍需要其他社会矛盾纠纷处理机制予以解决。如果不借助其他资源化解矛盾，大量的审判案件将得不到及时处理，这不仅会影响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和效率，还影响司法的社会公信力，还可能影响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

三、对“多途径调解”机制的几点思考

　　“多途径调解”是西吉法院在经济危机环境下以和谐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它有利于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稳定，并能充分调动社会最广泛的调解力量参与到矛盾解决中来。这种纠纷解决机制不但可减轻人民法院的诉讼压力，还能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为更能适应经济危机环境下矛盾纠纷解决的需要，“多途径调解”机制应当存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完善：
　　其一、在组织机构上完善，建立诉前调解室。在人民法院立案庭设立庭前调解指导机构，对前来立案的当事人，根据案件情况进行庭前调解。另外在各人民法庭设立专职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员，并定期经常性开展工作联系和沟通，通过诉前调解工作，将部分案件解决在诉讼程序之外。
　　其二、进一步开展“三调联动”工作，建立“法官”与“村官”联手解决矛盾纠纷的网络。人民法院要加强对基层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对人民陪审员、司法联络员、村干部要定期进行相关业务的培训，全面提升调解人员的调解技能，使大量矛盾纠纷在进入诉讼之前，通过社会调解力量得到化解。对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在诉讼过程的各个环节，积极主动寻求调解的机会，最大限度的以调解方式结案。通过这种调解网络，使法官与村官联手，将社会矛盾纠纷及时的化解，促进辖区社会的稳定。
　　其三、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的配合，并积极邀请社会人士参与调解。建立法院与司法行政机关互通调解工作情况的制度，对在调解中遇到与诉讼代理有关的新情况、新问题，人民法院要加强与行政机关、律协等部门联系，提出建议、取得支持。法官在个案调解中要善于和律师沟通，积极争取律师对调解工作的理解与配合，引导当事人自愿、主动接受调解。对有些涉及人数较多，影响较大具有普遍性和涉及群体利益的案件，需要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社会经验、社会宗教人事等与当事人有特定关系的人员协助调解，并以法院调解书方式予以确认。通过“多途径调解”，努力追求“息诉罢访，案结事了”的社会效果。
　　其四、加强对“多途径调解”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对“多途径调解”工作的顺利发展至关重要。自西吉法院开展“多途径调解”工作以来，注重将其纳入规范化的道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的重点在于：一是完善“多途径调解”实施的程序性规范，对具体的调解方式进行细化，确保每一种调解途径有章可循；二是必须坚持调解工作在“自愿、依法、民主、创新、事了”的原则下，不强迫调解，不违法“和稀泥”。做到理与法结合，情与理相融，争取当事人和谐化干戈。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了、胜败皆负、定纷止争”的目标。
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民间非讼机制研究

李长健 曹 俊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在于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权益得不到充分有效保护的根源就在于法律制度上的缺位。文章从传统文化、多元化的价值理念、非讼机制与民间纠纷的契合性以及和谐观念等四重维度视阈，具体考量与剖析我国民间非讼机制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正当性、合理性与现实性。并从立法保障、主体制度、权利配置、人格培养等多维角度进行完善，力求为农民权益保护提供思路。
关键词：民间非讼机制；农民权益；弱势群体存在理论；权利保障；诉讼文化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点。没有农村的稳定，就没有整个社会的和谐。当前对我国农民权益的保护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而在我国农村，国家法与民间行为规范之间的共存、冲突与融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从法规范的定义出发，可以否认民间行为规范这种非正式化规范的法律效力，但是，在其基础上衍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深刻地存在于中国社会，规范着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生活的许多方面。由于传统上国家法的调整范围有限，加之传统民间诉讼文化对民众直接兴讼所持有的消极态度，使得多元化诉讼模式应运而生。作为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农民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从非讼机制的角度去共同努力方能逐渐解决。此时研究我国农村民间纠纷的特点及其表现形式，重视民间非讼机制在保护农民权益中的具体运用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非讼机制的角度，围绕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进行探讨，期望为农民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应答的思路。
一、现状解读：民间非讼机制存在的实然性分析
（一）我国民间非讼机制的内涵及特征
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机制并非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早在社会形成之初就已经存在了。民间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概念源于美国，它是指诉讼制度以外的解决民间纠纷的方式或制度的总称。简而言之，即审判外（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如和解、调解、仲裁等。自人类社会产生时起，人与人之间就有了利益冲突与纠纷，于是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就出现了。由于影响农村法治的因素也很多，而且地域不同法治水平也相距颇大。就我国目前农村的社会管理模式来看，依然是传统的以“习俗为法”、“以礼为法”，当人们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求助于法律，以法律来最终判明是非的渴望并不强烈，人们大多数时候还是习惯于求助于非诉讼解决的私力救济。诉讼制度与非诉讼制度一起构成了农村社会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在现阶段，非诉讼的机制可以用来解决我国农村民事纠纷。非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实体上，不受国家法律规范的刚性约束；在程序上，不拘形式、灵活多样；在执行上，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合意一旦达成，当事人也愿意执行。这就使得非讼程序具有了简易性、代替性、当事人自主选择性、灵活性和低成本性、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非对抗性和自觉履行性等特点。当然其也存在诸如缺乏规范性、可能失于公正、且不具有终局性等缺点。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农村民间纠纷的表现形式有着较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上为集中性、纠纷标的的小额性、纠纷所涉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纠纷发生的空间范围的有限性等特点。通过以往的经验总结，可以看出非讼解决机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特殊功能，它更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利于权利义务的行使和承担，并可以运用多种手段、形式灵活，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纠纷，预防新矛盾的产生。从而使农村纠纷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发现，最快速度被解决。与诉讼相比较，其不用支付任何费用，成本更低，效果更好，更加方便群众。在农村推行诉讼外解决，也极大的减轻法官的负担，减少累讼。
（二）民间非讼机制作为解决农村民间纠纷的现实依据
可是说，民间非讼机制是当前我国农村地区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第一，农村利益冲突的多元化要求我们寻求包括诉讼在内的民间纠纷解决的多元机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农村而言，由于经济活动增多，利益分配不公及现代思潮的影响，导致农村社会的民事纠纷比以前明显增多。由于农村地区总是充满了这些复杂的利益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在性质、形式和激烈程度等方面各不相同，这必然要求解决这些民间纠纷和争议的方式、途径、手段的多样化。第二，在农村，人与人之间关系相对比较近，而且大部分农民都很纯朴宽厚，在他们之间发生民事纠纷的多数时候，他们更重视的是纠纷能得到永久性的解决而又能维持原有的邻里、亲情等社会关系。第三，在解决民间纠纷的问题上，法律与诉讼具有不少的缺点，这需要采取法律或诉讼外的方式及时补救。由于农村社会的转型，加上法律规范本身所具有的相对滞后性，这必然导致规范失控区间的大量存在。对于在此失控区间里所发生的民间纠纷，法律与诉讼就显得有些无能为力。第四，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上考察，由于长期受“惧诉讼”，“怕见官”，“打官司是不光彩的事”等思想的影响，多数农民在发生纠纷时是不愿去“吃官司”的。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使得内生与民间的非讼机制得以存在和发展。第五，从法理上看，法律救济使权利取得法律上的力，产生对其他社会主体的强制性，司法保护能真正实现权利的平等保护，维护社会正义。与私力救济相比，司法保护更符合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1]然而，由于现阶段司法保护的制度化、成本、主体自身因素等诸多弊端原因，我国农民权益的司法保护并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应。总之，非讼机制在农村社区的存在，是有其存在的现实基础的，同时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诉讼制度的不足。
（三）基于弱视群体存在的理论
要使每一个人机会均等地参与社会的发展并公平地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是人权追求的最高境界。显然，在一个层级立体化而非单层平面化的社会中，人权首先指涉的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2]农民权益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在主体多元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交叠冲突的现代社会，农民权益不能仅通过个人选择，还必须通过不同组织进行集体选择的方法来实现。[3]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中，需要寻求对农民权益更新、更高层次的保护。与城市市民相比较而言，当前我国农村当事人弱势地位的形成不仅仅是由于经济上的弱势，还有在纠纷中的弱势以及由于另一方当事人的某些特殊性而形成的弱势。目前，农民利益表达存在着利益表达失真、无法表达、不愿表达等多种情况，[4]通过建立和完善农民利益的表达机制，建立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合法有序的制度化农民诉权表达机制，是维护农民具体权益，切实保护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保证。诚然，现代的、作为制度化的法律或法治只是也只能对社会的权利作一种大致的公正的配置，它不可能保证一切损害都得到绝对公正的赔偿，它所能实现的只是制度的公正，而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无讼”或绝对地在每个案件中令各方面都满意的那种公正。现代法治的实施更多的是需要一片适宜法律生存的土壤，而这一条件的具备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5]目前，我国法治最为重要的职责就是在广大公民之间尽可能地实现制度公正，对农民的权益保护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给农民以公正的制度待遇。同时，制度和谐是社会和谐之根本，也是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根本所在。由于人天生都是经济人，人们在选择和取舍的时候总会本能的进行一番成本与收益的盘算。而在诉讼成本的考量上，农民进行诉讼的成本显然比较高，其中包括基于熟人关系的社会成本、参与诉讼的经济成本、司法官僚主义和司法腐败带来的成本等。而目前的法治环境也不是很理想，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司法独立得不到有效保障、司法腐败问题严重、法官的素质低下等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诉讼成本以及当前法治环境的阻碍，致使农民选择了“息诉”。农民的利益代表与诉权表达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展民间非讼机制来保障弱势群体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理性分析：民间非讼机制作为解决农村纠纷重要方式的多维考量
当前，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已不复存在，而未来现代社会尚处在形成之中。在农村社会，不仅由于生产生活的相互依赖抑制着农民的诉讼动因，而且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习惯也深深地影响着农民的诉讼心理。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农民之间发生纠纷后，大多求诉于私了。在此，本文将从传统文化、多元化的价值理念、非讼机制与民间纠纷的契合性以及和谐观念等四重维度视阈，具体考量与剖析我国民间非讼机制的正当性、合理性与现实性。
（一）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民间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精神
“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古代中国的“和谐”世界而言，首要的条件并不是物质生活的丰富与个人权利的实现，而是无争、无讼。中国文化的主要奠基者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无讼”理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6]。“无讼”理想不过是“和谐”理想在诉讼法律领域的具体落实。当代学者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整体的和谐（或圆通）为最大特征。因为圆通，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体系，法律也好，宗教也好，科技也好，艺术也好，都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若将他们一一剥离出来，用现代人的眼光将他们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体系去考察，他们都带有缺陷，但这些缺陷都是合理的，因为这是整体和谐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礼正是这种和谐文化的核心。”[7]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文化沉淀，作为一种“本土资源”，尤其是在更多地保持着传统色彩的农村，非讼传统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他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在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仅被视为一种抑制私欲、消灭争诉的工具，而从不被认为是维护个人权利、解决纠纷的手段”。[8] 而中国农村非讼解决的广泛适用不能不说与此有关。因此民间非讼机制的存在也是有着广泛的社会文化基础的。
（二）以非讼方式解决农村纠纷符合多元化的价值理念
西方法治的多元化价值观认为，多元化的价值和法律的多元化应为社会及其成员的自治、自律和传统保留更多的空间，避免以统一的国家权力过多地限制和削弱其他社会规范和自治的使用。这一理念是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最深刻的价值观，它不仅正面支持非正式的或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而且主张在现代社会扩大自治和自律的空间，以克服法治的局限性，同时，肯定法以外的社会规范应成为多元化社会中社会调整的主要依据。这种理论不限于承认非正式、非诉讼方式的正当性及其对法治的辅助、补充作用，而且将它们的作用提高到与法治并行不悖，甚至高于法治本身的地位。[9]现代法治理念支配下形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是法治现代化的成熟标志之一。从法治理想出发，求证出“多元化模式”的结论，是中国法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实际反映。由于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使得单一的司法救济已经不能完全承担起保护农民权益的重担，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就要求非讼机制的广泛参与，当然我国广大农村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模式，必须在倡导法治主义同时，积极倡导以合意为基础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可以说，从乡民的权利出发，在充分自治的基础上极力建构和运用以当事人合意为条件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也即弘扬非讼机制，是乡民权利自治理念支配下的结果。
（三）非讼方式的优点与农村纠纷特点具有契合性
与社会冲突及其危害程度的多样性相适应，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也始终是多元的。一般的，纠纷解决方式最直接的功能就在于解决纠纷，而且一种方式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这一功能。由于诉讼制度实行的是二审终审制，诉讼时间长、成本高、对抗性强，而相对于诉讼方式，非讼机制自身的优点决定了其在解决农村民间纠纷方面的优越性：第一，启动阶段便易，可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具有时、空的便捷性。并且协商选择时间、地点甚至最终的解决结果，整个过程是低成本的。从经济上讲，非讼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第二，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恰如罗伯特•F•尤特所言“由于纠纷常扩及家族、村庄及行会，因此诉讼经常导致争持者与其家族之间多年怨恨关系的产生”，[10]有时候，由于纠纷的不当解决，世代为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对于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农村中的人们无疑极其不利。而非讼方式则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讼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表达自己看法与要求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讼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当然，非讼方式的采用也是与农村纠纷小、需要和谐解决等现实特点相契合的。不难看出，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具有正当性，尤其对于转型中的我国农村而言，和谐的农村需要更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非讼方式应成为农村民间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四）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
和谐社会建设体现了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按照现在对和谐社会的政治定义，其内涵包括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包括了农村问题。而建立和谐农村是整个和谐社会建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已经被政治家所认同，而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把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根本尺度，采取各种措施，消除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和谐因素，努力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然而，有社会便有纠纷，于是需要防止和解决纠纷的方式与规则。国家法所确立的以公力救济为特征的纠纷解决方式，表面上排除了冲突所引起的社会障碍，但并不能消除主体的心理对抗。不仅如此，诉讼中的对立地位有时还增加了彼此间的对立情绪，个别纠纷经过诉讼后反而扩展为后续长期的对抗，在周围社会中也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而非讼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需要事后对纠纷主体间的关系做到尽可能修复，需要对整个农村和谐的不良影响降到最小。非讼纠纷解决方式无疑是契合了和谐理念。此外，从诉讼能力上讲，由于农民的天然弱质性，使其权益很难诉诸于司法，因此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间纠纷的解决，是从和谐观念和农民的具体诉讼能力考量的，具有必然性。
三、发展创新：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具体回应
（一）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总体发展思路
党的十六大指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份正义也针对农村弱势当事人，因此，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深化改革，加强农村弱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为司法权能更好地保护农村弱势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创造条件。当事人在诉讼程序领域内的诉讼权利保障也是社会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或者人权保障的社会需要在诉讼程序领域内的具体体现。[11]同时，人权作为人生而有之以及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意味着它并不仅仅是对利益、主张和主体地位的渴望，而是对于权利和资格的正当要求。当然任何一种机制均不可能完美，非讼方式也不例外，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规范性缺失带来的公平危机、法律效力不明、规避和侵蚀国家法等。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农村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是与国家司法权协调互动。如果没有这种条件，非讼方式的合理发展就可能处于一种自发自在的状态，相应地，也就很难与司法制度形成一种良性关系和秩序。这样，非讼方式甚至可能成为与国家司法权相对峙的权力体系。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完善农村民间纠纷解决民间非讼机制，既需要确保诉讼主体制度的完善，使纠纷主体积极认同和配合，也需要培养农民维权意识和法治人格，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在机制和环境上的保障。
（二）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合理构建的路径选择
合理的农村民间纠纷非讼解决方式应该从多维角度进行构建，首先，加强立法方面的完善，并注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作用。农民权益由法律化走向现实化的保障除了国家制定良善的法律法规、提供农民权利实现的各种条件以及农民对人权的认识、享有和行使外，更重要的保障是对农民受侵害后的救济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构建。而简洁、方便、高效的非讼机制是对传统诉讼制度的突破与发展。由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是推动农村利用和发展非讼方式解决民间纠纷的制度保障。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中各种社会力量正发生着剧烈复杂的变化，且尚未形成良好的秩序。此时，司法诉讼面临的压力也最大，也最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辅助。以国家制定法为基础，按照现代法治的价值理念来引导和改造民族的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其重新焕发活力为法治建设服务，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国家能否正确认识非讼纠纷解决机制在构建法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制定出相应的非讼方式发展战略，不仅对农村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对整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思维模式和路径选择具有示范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保障，非讼方式的正当性和效力就得不到保证。其次，确保诉讼主体制度的完善，并注重主体因素的影响。非讼方式的实施主体是决定其成效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中立者的素质，并不仅仅意味着高学历和高水平的法律专门知识，而往往更重视调解员的道德水准、解决特定纠纷方面的专业水平、经验和技巧，以及对社会、人生和特定领域的惯例的熟悉程度等等。此外，代表性也是必须的，中立者必须能代表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因此，村庄里的德高望重的长老和热心公益的老年妇女往往比精明的律师更善于解决邻里纠纷。同时，由于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归根结底建立在当事人的处分权上，纠纷主体的自律意识和理性决定的程度，特别是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合理选择能力和诚信水准，与合议的达成直接相关。非讼性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事人的诚信参与度，以及建立必须的制约机制和提供达成和解的条件。当然，关于诉讼主体的确定，也可以从法律援助角度进行补充构建。再次，权利划分机制的完善，并要正确处理当事人自治与国家司法权统一行使的关系。非讼方式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私法自治”的原则，国家公权介入的较少。一方面，这有利于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导致与国家司法权的对峙。在我国农村，由于长期诉讼文化传统使然，私权自治的范围是较广的。因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公权与当事人自治的关系。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必须保证国家司法权的统一和主导地位。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应以不违反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为原则，不能随意扩大。在具体纠纷解决中，“私法自治”应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理由；在司法权统一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对传统的诉讼文化进行更新。最后，注重权利意识的培养，并培养法治人格。市场经济是以“契约化”为主要特征的，因为以“契约关系”或非血亲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社会连带组织，代表了一种与现代市民社会相适应的高信任的文化。而高信任的文化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人际关系，并建立在分化了的个体价值和利益基础上的，因此，它不但不会对“个人主义”和“社会精神”造成压制，而且还会大大激发农民的个人主义意识、社会精神和相互了解、互相信任和互相合作的精神、以及参政能力和民主意识。而这种意识是农民独立法治人格的表现，只有这种现代化的个体人格才是真正的法治主体。此外还可以通过法律规定非讼方式的法律地位、程序、效力和原则，并投入必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加以合理配置。
结语：无论是诉讼方式或非诉讼方式解决民间纠纷，这些方式都不是简单的并列的选择，而是有机的结合，是一种互补与互动的关系。非讼机制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我们需要的不是摒弃，而是更好地规范。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纠纷解决的非讼方式的建立与法治理念下的纠纷解决的诉讼方式应该并行不悖。而对于法治进程中的当下中国农村而言，国家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送法下乡，更重要的是对以非讼方式为代表的民间行为规范的尊重与完善，从而更好地保护农民权益。


参考文献：
[1]李长健，李 伟．和谐语境下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保护[J]．北方论丛，2006，（5）：140．
[2]齐延平．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1-2．
[3]李长健，伍文辉．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社区发展权理论研究[J]．法律科学，2006，（6）：36．
[4]李长健．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和利益机制为视角[J]．中国法学，2005，（3）：124．
[5]李长健，涂晓菊．我国农民权益保护制度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06，（8）：57．
[6]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861．
[7]曾宪义，马小红．中国传统法的结构与基本概念辩正—兼论古代礼与法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3，（5）：66．
[8]张文香．传统诉讼观念之怪圈[J]．河北法学，2004，（3）：81．
[9]范愉．非讼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636．
[10][美]罗伯特•F•尤特．中国法律纠纷的解决[J]，周红译，中外法学，1990，（2）．
[11]廖中洪．人权保障与我国民诉法的修改[J]．现代法学，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