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聊城市人民政府


聊城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办法

第19号

　　《聊城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办法》已经2006年2月14日市政府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市 长：张秋波
　　　　　　　　　　　　　　　　　　　　　　　　　　　　　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

聊城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迅速控制、扑灭重大动物疫情,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山东省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动物疫情,是指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等发病率、死亡率高的动物疫病,对养殖业生产安全和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危害的情形。
　　第三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应当坚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方针；遵循预防为主和早发现、早报告、快反应、严处理的原则；实现把住关口不输入,强制免疫不漏治,发现疫情早扑灭,严格控制不扩散,确保人员不感染的目标。
　　第四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应当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并建立下列责任制度：
　　（一）县（市、区）以上兽医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重大动物疫病的强制免疫接种和疫情监测、调查、控制、扑灭等应急措施；
　　（二）市、县（市、区）卫生主管部门在重大人畜共患动物疫情发生或者可能向人类传播时,应当预先组织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或者实施方案,并及时对疫区内易受感染的人群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
　　（三）市、县（市、区）财政部门应及时足额拨付各项防控工作所需经费，把防控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研究制定对因疫情影响损失严重的企业及养殖大户的扶持政策，确保国家各项补助政策落到实处；
　　（四）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加强进出境动物及其产品的检验检疫工作,及时收集境内外重大动物疫情信息,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动物疫病传入和传出；
　　（五）市、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的调查、疫病的监测和防控；
　　（六）市、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人员以及防控药品、器械等应急物资和有关样本的优先运输；
　　（七）市、县（市、区）公安部门应当密切注视与疫情有关的社会动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疫区封锁、易感动物扑杀等工作,及时、妥善处置与疫情有关的突发事件；
　　（八）市、县（市、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动物及动物产品交易市场的监管工作；
　　（九）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积极做好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工作。
　　第五条　各级兽医、卫生、出入境检验检疫、林业等有关部门应当建立重大动物疫情信息通报制度。对发生的重大动物疫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情况。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参加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的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并对防控重大动物疫情成效显著和在开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科学研究、新技术推广工作中做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疫情应急准备
　　第七条　市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全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不同动物疫病病种及其流行特点和危害程度,分别制定实施方案。
　　各县(市、区)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分别制定本行政区域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同时报上一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并按照不同动物疫病病种及其流行特点和危害程度,分别制定实施方案。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及其实施方案应当根据疫情发展变化等情况,及时修改、完善。
　　第八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原则、方针和目标；
　　（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机构的设立、职责、组成以及各成员单位的分工；
　　（三）重大动物疫情的监测、信息收集、预警、报告和通报的程序、内容和方法；
　　（四）动物疫情的认定程序和方法、重大动物疫情预警的分级和应急处理措施；
　　（五）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的控制措施；
　　（六）重大动物疫情扑灭后的善后工作；
　　（七）重大动物疫情控制和扑灭的保障措施；
　　（八）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的其他工作内容。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储备足够的疫苗、诊断试剂、药品、设施设备、防护用品等应急物资,确保动物强制免疫、监测、消毒、扑杀、无害化处理等应急工作经费,并将所需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重大动物疫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风险评估和疫病检测等防控体系,建立健全乡、村两级防疫队伍。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村级防疫员适当误工补贴,具体标准另行制定。
　　第十一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各县(市、区)兽医主管部门可以设立临时动物防疫监督检查站和消毒站。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规划区内饲养家畜、家禽；饲养宠物、观赏动物、珍稀动物的,应当实行笼养或者圈养,并进行强制免疫。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重大动物疫情防控需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所有易感动物实行强制免疫。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推行规模化饲养、标准化饲养和鸡、鸭、畜分养制度。
第三章　疫情监测、报告和认定
　　第十四条　市、县（市、区）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制定重大动物疫情监测计划,并根据重大动物疫情防控需要及时调整；监测计划由各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饲养、经营动物和生产、经营动物产品的,应当主动配合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做好重大动物疫病监测工作,不得拒绝和妨碍。
　　第十五条　从事动物饲养、屠宰、加工、运输、贮存、销售以及动物隔离、疫情监测、疫病研究与诊疗、检验检疫等活动的单位与个人,发现动物出现群体发病或者不明原因死亡的,应当立即向所在地县(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告,并及时采取隔离措施；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应当按规定程序和时限上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瞒报、谎报、缓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谎报、缓报,或者妨碍他人报告重大动物疫情。
　　第十六条　县(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可疑疫情报告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初步认定为属于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在2小时内分别报省、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市、县（市、区）兽医主管部门,并立即采集病料送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测,同时采取隔离、消毒等应急防控措施。
　　市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疫情报告后1小时内分别向市人民政府和省兽医主管部门报告,经认定属于重大动物疫情或者疑似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及时提请市人民政府启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
　　第十七条　重大动物疫情分为四级,即特别重大(Ⅰ)、重大(Ⅱ)、较大(Ⅲ)、一般(Ⅳ)。Ⅳ级动物疫情由县(市、区)兽医主管部门认定；Ⅲ级动物疫情由市兽医主管部门认定；Ⅱ级和Ⅰ级重大动物疫情由省兽医主管部门认定,必要时报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认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规定发布或者散布重大动物疫情信息。
　　第十八条　在重大动物疫情报告期间,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立即采取临时隔离控制措施。必要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对发病疫点采取封锁,对发病畜禽采取扑杀、销毁等控制性措施。
　　第十九条　重大动物疫病病料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采集。教学、科研等单位需要采集的,应当经省以上兽医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处置及出售、转运、加工和食用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
　　动物死亡病因不能确定的,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立即采样送上一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确诊,并由畜(货)主进行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一条　发生人畜共患重大疫病的,当地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同级卫生主管部门通报。
　　重大动物疫情可能感染人群时,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对疫区内易感人群进行监测和医学观察,并采取启动应急预案等防控措施。
第四章　疫情应急处理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处置迅速、措施果断、规范科学的原则,指挥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重大动物疫情防控需要,提前启动应急指挥系统,并适时实行疫情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
　　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第二十四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实行分级响应、分色预警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重大动物疫情防控需要和疫情流行特点、严重程度及影响范围,及时调整响应级别和预警颜色。
　　第二十五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经检验怀疑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应当报告当地兽医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对疑似疫情疫点采取下列紧急措施：
　　(一)对疑似疫情疫点采取严格隔离封锁、消毒或者扑杀等措施；
　　(二)严禁疑似疫情疫点内其他动物及其产品、饲料、工具、饮水与喂料器皿、排泄物等污染物品的移动；
　　(三)严格限制有关人员、车辆的流动；
　　(四)对疑似疫情疫点进行全面严格消毒；
　　(五)对当地易感动物及其产品交易市场加强监管；
　　(六)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尽快确诊疫情；
　　(七)需要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六条　疫情确诊后,当地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确定疫情级别,并根据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制定的标准与当地自然环境、天然屏障等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
　　当地人民政府接到报告后应当立即做出决定,并按照疫情级别发布颜色预警,作出应急响应。决定实行封锁的,应当发布封锁令。
　　各有关部门应当自封锁令发布后8小时内完成封锁任务。
　　第二十七条　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应采取的应急处理措施,应当按照国务院《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和相应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因重大疫情防控需要设立的检查站、消毒站,应当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并严格执行检查、消毒任务。
　　对出入疫区的人员采取限制性措施的,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制定应急措施,确保食品、物资等的供给以及疫区内居民的正常生活需要。
　　第二十九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有关部门可以在疫区、受威胁区内采取关闭畜禽交易市场、禁止活畜禽现宰现卖、强制严格消毒等强制性管理措施。
　　为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保障市场关闭期间的畜禽产品供给,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适时实施畜禽产品安全卫生应急供给方案。
　　第三十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在公共场所遛放易感动物或者利用易感动物从事演艺、展销、放飞等活动。
　　第三十一条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积极配合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工作。
　　第三十二条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人员以及进入疫点的其他人员,必须穿戴或者佩戴齐全防护用品。
　　进出疫区的人员,应当服从有关部门的管理,并按规定接受当地卫生主管部门的监测或者医学观察。
　　第三十三条　因防控重大动物疫情采取扑杀、消毒、隔离、销毁等措施,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合理补偿。
　　第三十四条　为消除重大动物疫情发生的不利影响,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制订保护和扶持养殖业和加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保护和支持畜牧业健康发展。
　　第三十五条　疫区需要解除封锁的,应报请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审验并提请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组织评估验收。评估验收的内容包括下列事项：
　　(一)疫情基本情况；
　　(二)已采取的应急措施及其效果；
　　(三)疫情发生的主要原因、疫源追踪结论；
　　(四)现场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结果；
　　(五)重大动物疫情处理技术规范执行情况；
　　(六)是否应当解除封锁的结论。
　　第三十六条　疫区解除封锁后,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继续对疫点和疫区进行持续监测。
　　当地环保部门应当及时对疫区进行环境监测与评估,并向当地人民政府提出恢复环境的具体措施的建议。
　　需要向疫点引进同类动物的,必须报经省兽医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问责制度。
　　市兽医主管部门负责对县（市、区）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案、机构、队伍、资金、储备物资以及各项防控措施进行检查和评估。对领导不重视、制度不健全、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市人民政府予以问责。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已经作出处罚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并可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饲养、屠宰、加工、运输、贮存、销售动物及动物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拒绝、阻碍动物强制免疫、检疫、监测等动物防疫工作的；
　　(二)在城市规划区内饲养家畜、家禽或者不按规定饲养宠物、观赏动物、珍稀动物的；
　　(三)在公共场所遛放易感动物或者利用易感动物从事演艺、展销、放飞等活动的；
　　(四)随意处置及出售、转运、加工病死或者死因不明动物的；
　　(五)未经省兽医主管部门批准,向疫点引进同类动物的。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疫区、受威胁区内未关闭畜禽交易市场,或者现宰现卖活畜禽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并可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截留、挪用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经费,或者侵占、挪用应急储备物资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服从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理规定,妨碍和阻挠疫情处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导致重大动物疫情扩散蔓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兽医主管部门和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立即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疫情报告职责,瞒报、谎报、迟报或者授意他人瞒报、谎报、迟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重大动物疫情的；
　　(二)在重大动物疫情报告期间,不采取临时隔离控制措施,导致动物疫情扩散的；
　　(三)不及时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不及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应急处理建议,或者不按照规定对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采取预防、控制、扑灭措施的；
　　(四)不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启动应急指挥系统、应急预案和对疫区的封锁建议的；
　　(五)对动物扑杀、销毁不进行技术指导或者指导不力,或者不组织实施检验检疫、消毒、无害化处理和紧急免疫接种的；
　　(六)其他不履行本办法规定的职责,导致动物疫病传播、流行,或者对养殖业生产安全和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司法文书留置送达中的若干问题及其对策

林海


现实生活中，有些当事人因惧怕败诉或被执行，对法院送达的诉讼文书产生错误认识，认为签收了法院送达的材料，可能会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凭证，从而拒绝签收；有些当事人认为签收送达材料是自己的特有权利，任何人都无法替代，“一概不收”便不会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就没有办法，企图规避法律；有的当事人因种种原因对法院存有抵触情绪，故意回避、拖延签收文书……。正因为上述各种思想和行为的大量存在，法律对这些当事人的诉讼文书的送达单独作出了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受送达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诉讼文书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即视为送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二条又补充规定： “受送达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者盖章的，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把送达文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即视为送达。”
2 0 0 3年1 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又规定：“被邀请的人不愿到场见证的，送达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到场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者从业场所，即视为送达。”
以上送达方式的规定，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留置送达”方式。所谓留置送达，是指应当接受文书送达的人，不具有法律上的理由，而拒绝受领应对其送达的文书，送达人将应送达的诉讼文书置于送达处所，其与实际交付受送达本人具有同样法律效力的一种送达方式。
留置送达主要适用于受送达的自然人以及其同住成年家属，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无故或者借故拒绝签收诉讼文书(调解书除外)的情况，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其应当具备的必要条件有：一是受送达人或有义务接收诉讼文书的人，拒绝接收诉讼文书，或拒绝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盖章；二是必须有见证人或见证人已知晓送达事宜，无见证人予以见证或知晓的情况下不适用留置送达；三是见证人应当是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以及其他见证人；四是留置送达的地点仅为受送达人的住所或从业场所。
笔者从几年的案件质量评查过程中以及其他兄弟法院统计的数据中发现，司法实践中需要留置送达的诉讼文书约占送达总数的1 O％左右，且出现增长的势头；但由于此类案件量大、见证人难找，为避免激化矛盾、提高送达效率、缩短审理时间等等原因，实际操作中往往大量采取邮寄送达；或将诉讼文书留于受送达人住所或从业场所，并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或请受送达人所在基层干部、亲朋好友或邻居代为转交等变通方式送达，真正意义上的原原本本的按照民诉法及司法解释所规定程序和方式进行留置送达的案件微乎其微。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旧有的留置送达规定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当前审判实际工作的需要
现行91年的《民诉法》制定时，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之时，各方面工作都处于探索之中，为适应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立法对留置送达方式条件作了比较严格的规定。但时值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人口流动数量成倍增长，人们“的居住和工作环境得到大幅度改善，业余生活和社会活动也日益丰富起来，固定电话、移动通讯工具已普及到百姓人家；同时本位主义和个人利益思想也日益蔓延，恶意逃避法律责任的大有人在，社会诚信原则受到挑战，加之法院诉讼案件量较91年时成几十倍的增加。诸种情况交织，导致送达出现直接送达难、留置送达繁、委托送达拖、邮寄送达贵、公告送达乱的现象，严重地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和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法院留置送达不能的情况比比皆是．，立法滞后的弊病逐渐显露出来。因此，旧有的有关送达的立法规定，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的两个司法解释对原有的留置送达条件的规定作了适当的放宽，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留置送达难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完全合法的留置送达少之又少。
2．留置送达法定条件过于严格，见证人难找，留置送达形同虚设
根据法律规定，实施留置送达时，须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一般认为“基层组织”是指居委会或村委会，那么司法所、派出所、工商所是否属于基层组织，立法没有明确；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或居无定所的外出打工人员、城镇无业人员、流动性大的小摊小贩们的“基层组织’’是谁，难以确定。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二条中的“其他见证人”是指哪些，如何界定?另外，接受法院邀请到场见证是否是其法定义务，法律均没有作出相关具体规定。如此，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由于无法定义务必须接受邀请和见证，是否到场见证、是否签名或盖章，其配合协作程度完全取决于其自由和法律意识。况且一个地区的基层组织很多，而送达人对可能涉及到的有关基层组织无法确定，办公场所不熟悉，办公地点经常“铁将军”把门，人影全无；在农村受送达人住所距村委会较远，村社干部相对较分散无固定办公地点和时间，流动性大，寻找需花费大量时间，并且基层组织也不是有邀必到，往往不能及时派代表见证，而必须重新约定留置送达时间，或者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派代表见证而借故推辞。特别是有的基层组织自身不具有威信，有的工作很涣散，害怕当见证人，也怕当事人报复。所以，邀请见证人十分困难。即便见证人到场，因其法律意识不强，怕得罪人，怕承担责任，怕“惹事上身”，怕当事人无理责难，不愿惹麻烦，拒绝、推诿见证或签字。很多情况下，被邀请人以了解诉讼情况，故意东问西问延误时间，更有甚者还以各种方式给受送达人通风报信，导致当事人关门闭户趁机逃走，诉讼文书送达工作难以完成，而送达人对此却无能为力，陷于法律规定和实际现状两难的被动局面。
3．留置送达效率相对较低，司法资源浪费，不适应审判工作的需求
一般来说，一件民事案件，从受理到结案，至少存在两次以上的送达行为。每一诉讼文书送达时，送达人员不可能事先得知当事人是否拒收，法院也不能每一次送达都带着基层组织去送达，基层组织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力来配合法院搞送达。遇到有抵触情绪拒签收的当事人，送达人员往往要做很多解释工作，有的时间长达1个至2个小时以上，最终当事人还不一定会签收。寻找见证人吧，难!即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有关基层组织或所在单位代表或其他见证人，由于种种原因不愿到场见证、不及时配合，导致留置送达不能依法完成；此外，加之当事人恶意躲避，有成年家属但是否同住又难以确定。留置送达的低效率势必造成法院送达工作繁琐，司法成本增加，有限的司法资源大量浪费。目前，各地法院受理的案件逐年呈上升的趋势，新类型案件、疑难复杂案件和群体案件不断出现，而办案人手不见增加多少，工作量很大，而法律又规定了严格的送达时限和条件。一方面要求不断追求司法效率，快审，快结；一方面又要求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送达程序，尤其是在留置送达问题上，使审判人员陷入两难局面。因此，传统的高成本、低效率的留置送达方式已经与公正与效率的主题不相适应，与司法资源的最大效益化配置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审判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改革势在必行。
4．送达处所和签收人的规定比较狭窄、单一，不便于司法实践执行操作
立法将留置送达的处所局限在住所或从业场所，送达范围相当有限，毕竟住所地与居住地(经常居住地)、生活场所、工作或从业场所还有一定的区别。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工作生活的地点不会仅局限于住所和从业场所，与其经常生活和工作有密切关联的场所还很多。部分当事人居住、工作环境很复杂，处所不止一处；有的甚至居无定所，无职无业，流动性大(如外来打工人员，临时推销员等)；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住所的与实际经营地不一致、 “皮包公司”、或“名存实亡”给法院送达诉讼文书造成了很大困难。往往送达过程中，发现受送达人(包括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本人时，大多数其不是在住所的或从业场所，如出现受送达人不听从解释拒签收诉讼文书之情形，送达人该如何操作，难道一定要等到受送达人回到住所或从业场所时再进行送达吗?因此，立法将留置送达的处所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操作性较差，不利于法院送达工作的开展。
对于签收人，我国民事诉讼法送达规定中包括受送达人及其同住的成年家属或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或组织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如此狭小的签收人范围使得司法实践中当事人故意逃避或拒绝签收的现象屡见不鲜。笔者曾多次遇到受送达人为了躲避法院执行，当看见法院来人送达法律文书，就叫其未成年的孩子守摊，自己故意躲开。事后当法院对其执行时，就以未收到生效裁判文书或相关执行通知文书等为由，以法院违反法定程序执行为借口，拒绝履行义务。
我国法律对留置送达作出规定，体现出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由于所规定的条件过于严格，程序繁琐，司法操作性差，实践中真正完全符合法律规定进行适用的很少。因此，重新构建我国民事司法留置送达制度迫在眉睫。笔者现针对如何解决民事诉讼中留置送达难的问题，谈一点个人粗浅的看法和建议。
第一、弱化或取消见证形式的要求，简化留置送达的手续
由见证人见证法院送达是我国法律规定的独有形式，也是造成留置送达难的客观障碍之一。从对比其他各国相关法律制度，以及从我国近年的审判实践来看，见证这种形式显属多余。从立法的本意来看，见证是为了维护被告方(或被执行方)的诉讼权利，防止法院滥用留置送达，体现出立法者对法院工作人员的不信任，对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作出了过高的估计，但现实情况却非如此。繁琐的留置送达手续，影响了法院诉讼文书送达工作高效、有序的开展；影响了审判工作的正常进行。
值得欣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虽是对《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十二条的补充，但对见证人的限制已有较大的突破。但遗憾的是，此条规定仅适用于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而未明确可以适用于普通程序的案件，且仍然是将邀请见证人作为留置送达的必要条件。
当前，法院工作人员的司法素质较制定民诉法的80年代初，已有明显的变化，改由法院依职权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的地点即视为送达的条件基本成熟，目前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也是这么操作的，绝大多数受送达人以及社会各界也是认同和接受的。只不过为了防止法院留置送达职权的滥用，应当同时规定留置送达必须由两人以上共同进行，并将送达的时间、地点及受送达人拒收事由在送达回证上记明，且由共同送达人签名以附卷备查。有条件的，还应将拒收或拒签的情况制作成音像资料附卷保存。
第二、放宽留置送达中对留置场所和有权签收人的范围，解决部分送达难问题
笔者建议逐步放宽乃至取消对留置送达场所的限制，增加留置送达的灵活性。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 “如无法律上的理由而拒绝收受送达，应即将应交付的书状留置于送达地点。”其对留置场所的规定灵活而实用。同样，我国台湾的民事诉讼法也是将留置送达的场所规定为“送达处所”。这种对留置送达场所的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送达的效率。笔者认为，只要有依据(如录音、录像、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证言笔录、送达现场的照片等)能证明送达人实际见到了受送达人或有义务签收诉讼文书的人，在其无法定事由拒签收的情况下，送达人已将诉讼文书留置于受送达人身体可直接触及之处(即送达地点)，或者已明确告知其诉讼文书内容，并由两人以上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将拒签收事实和送达过程予以注明，即视为完成留置送达，而不局限于住所或从业场所。
在受送达本人短时间不在住所或从业场所的情况下，哪些人有义务可以签收诉讼文书，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范围过于狭窄。对此，立法时可以借鉴美国对送达签收人的规定，即送给受送达人住所的“适龄适智”的人、经授权的人、受雇人员。如果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留置送达范围不再局限在其同住成年家属范围。我国民事法律规定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进行与其智力相适应的活动，已满1 6周岁但不满1 8周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后者当然可以进行任何民事活动，前者也可进行部分民事活动。因此，可以向与该受送达人同住的已满1 6周岁但不满1 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以及智力无障碍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送达；对于法人及其他组织，。可以首先向负责收件的人员送达，在送达不能的情况下可以向其任何工作人员、受雇人员送达。
第三、充分利用录音、影像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留置送达的方式
送达的立法目的就是通过传送诉讼文书的方式，向受送达人告知其的在诉讼活动中具有的相应权利和义务。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通过拍照或摄像、录音等方式将送达过程客观准确的保存下来，作为法院送达的依据。送达人在送达诉讼文书时，只要发生受送达人或有义务签收的人拒绝签收之情形，送达人便可以将送达过程包括送达时间、人物、场所以及其他在场人等以拍照或摄像的形式记录下来，制作成照片或录像带、VCD光碟，存入卷宗或相关档案中。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法院采用的照相见证留置送达形式，河南省太康县法院以声像形式固定相关证据和送达事实等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都是探索留置送达工作很好的例证，从而避免了法院送达工作的许多被动和不便。
总之，我国留置送达作为送达程序的一个重要送达方式，其产生的必要性勿容置疑，但立法上偏重了诉讼公正价值的成分，而忽略了诉讼效率的价值成分，造成了两者价值上的失衡，造成了当前司法实践中留置送达形同虚设的不良局面。解决留置送达难和繁的问题已成为广大司法工作者的迫切要求。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者在正着手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留置送达方式中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间价值冲突和合理平衡问题，真正体现出“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