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第87号


《汕头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规定》已经2006年4月11日汕头市人民政府第十一届第4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黄志光

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




汕头市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规定

第一条 为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以下简称行政许可法），促进依法行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机关（实行国家、省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除外）实施行政许可，适用本规定。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政许可的，适用本规定有关行政机关的规定。
第三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第四条 提请市人民政府审议的法规草案送审稿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以听证会、论证会或者向社会公布的方式听取意见，并向市人民政府说明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以及设定该行政许可的依据、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
市政府认为需要举行听证会的，由市法制部门组织听证会进行听证。
第五条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地方性法规或者经济特区法规、省人民政府规章设定了行政许可，但未规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等或者规定不明确，有关行政机关认为需要予以规定或者明确的，应当提请市人民政府予以规定、公布。
第六条 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应当将本机关的名称、实施行政许可的事项以及有关依据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予以公布。
行政许可在本规定实施后设定的，实施机关应当自该行政许可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本机关的名称、实施行政许可的事项以及有关依据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予以公布。
第七条 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委托其他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应当签订《实施行政许可委托书》。
第八条 行政机关为便利申请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可以委托其他行政机关代为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送达行政许可决定。委托机关与受委托机关应当签订《代为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委托书》。受委托机关不得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代为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委托机关应当对受委托机关办理受委托事项的行为进行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受委托机关应当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向申请人出具受理或者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书面凭证，并负责在委托书确定的时间内将受理的申请材料送交委托机关审查决定；委托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受委托机关应当负责在委托书确定的时间内向申请人送达行政许可决定。
第九条 《实施行政许可委托书》、《代为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机关与受委托机关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委托的具体事项、委托期限及法律责任等。
委托书应当在委托机关、受委托机关的办公场所公示，并通过公开发行的政务信息专刊或者大众媒体等方式予以公布。
第十条 行政机关根据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实行委托的行政许可事项，申请人直接向委托机关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委托机关应当依法收取申请材料并予以办理。
第十一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应当确定一个内设机构统一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统一送达行政许可决定。该内设机构应当在其办公场所或者本机关公众信息网站上公示。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根据检验、检测、检疫的结果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在其办公场所或者本机关公众信息网站上公布法定的检验、检测、检疫标准和实施该检验、检测、检疫的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名单。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应当为行政许可申请人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创造条件并提供便利。
行政许可申请通过信函、电报方式提出的，行政机关签收该信函、电报的时间为收到申请的时间。
行政许可申请通过电传、传真方式提出的，载有申请内容的电传、传真到达行政机关指定接收行政许可申请的电子设备的时间为收到申请的时间。
行政许可申请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方式提出的，该电子数据或电子邮件进入行政机关指定的接收系统的时间为收到申请的时间。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在其办公场所或者本机关公众信息网站公示下列事项，同时还可以通过政务信息专刊或者大众媒体等其他方式方便公众及时、准确获知：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条件、程序、办理期限、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
（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三）提出申请的方式；
（四）申请书示范文本。
行政许可有数量限制的，应当公示数量和已受理、批准的情况。
依法应当由申请人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应当同时予以公示。
需要使用申请书格式文本的，公示时应当一并提供。
第十五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其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即时予以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的说明、解释有误的，可以书面要求行政机关再次予以解释；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书面要求之日起3日内予以书面说明、解释，不得隐瞒相关信息。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向行政许可申请人提供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含表格等），不得收取工本费、资料费等任何费用；通过本机关公众信息网站提供的，应当允许申请人免费下载。
申请人使用复印的或者从行政机关公众信息网站下载的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含表格等）提出申请的，行政机关不得限制。
第十七条 行政许可申请人依法委托代理人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在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同时应当提交由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委托书，委托书应当载明代理人姓名（名称）、权限、委托事项及委托期限等。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应当对收到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当场审查，在同日出具收到申请材料的书面回执，并依据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处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行政机关应当当场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当场告知的，必须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至迟在5日内以书面形式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应当出具加盖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书面凭证应当载明申请人、申请事项、申请材料、受理机关、受理时间、承诺办结时限、投诉和监督电话等内容。
行政机关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应当退回申请材料，出具加盖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书面凭证应当载明申请人、申请事项、申请材料、受理机关、不予受理的理由和时间、投诉和监督电话、法律救济途径等内容。
第二十条 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行政机关不得要求其他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申请进行初步审查。
第二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第二十二条 行政许可直接关系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应当以书面或者公告形式通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载明拟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告知其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在被告知听证权利之日起５日内提出听证申请的，行政机关应当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组织听证，并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第二十三条 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5日内在其办公场所或者本机关公众信息网站上予以公开，公众有权免费查阅和下载。
行政机关公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不得收费，也不得以有偿服务或者变相有偿服务的形式收费。
第二十四条 行政机关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出具加盖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申请人送达；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应当载明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事实和法律依据，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二十五条 行政机关承诺的办理行政许可的期限短于法定期限的，行政机关应在承诺期限内办理。
第二十六条 行政机关需要暂停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应当提前将暂停受理的行政许可事项、理由、期限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依照法定职责对下级人民政府的相关工作部门实施行政许可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承担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本部门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工作。
各级监察、审计、财政、物价等部门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进行专项监督。
第二十八条 上级行政机关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过错的，应当依照本规定提出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的意见，并会同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许可过错责任。
第二十九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承担行政许可过错责任：
（一）违法设定或者规定行政许可事项以及增加行政许可条件、标准、程序的；
（二）擅自收费或者不按照法定项目和标准收费的；
（三）截留、挪用、私分或者变相私分实施行政许可依法收取的费用的；
（四）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五）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六）依法应当根据招标、拍卖、考试、考核的结果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未经招标、拍卖、考试、考核，或者不根据招标、拍卖、考试、考核的结果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七）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的；
（八）不在办公场所或者本机关公众信息网公示依法应当公示的材料的；
（九）在受理、审查、决定行政许可过程中，未向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履行法定告知义务的；
（十）对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申请人，不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形式一次告知其需要补正全部内容的；
（十一）未依法说明不受理行政许可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十二）依法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十三）向申请人提出购买指定商品、接受有偿服务等不适当要求或者索取、收受申请人的财物，谋取其他利益的；
（十四）违反行政许可法和本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条 行政许可过错责任分为直接责任人员责任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责任。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工作人员受到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的，应当追究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过错责任。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工作人员主要包括以下人员：
（一）承办人，是指具体办理行政许可事项的工作人员；
（二）审核人，是指行政机关内设机构负责人；
（三）批准人，是指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及有批准权的主管负责人。
第三十一条 承办人有下列行为之一，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应当承担直接责任人员责任：
（一）未依法履行职责的；
（二）未经审核、批准，擅自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
（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致使审核人、批准人不能正确履行审核、批准职责的；
（四）虽经审核人审核、批准人批准，但承办人不依照批准实施行政许可的。
第三十二条 承办人提出的方案或者意见有错误，审核人、批准人未发现或者发现后未予纠正，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承办人应当负直接责任人员责任，审核人、批准人应当负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责任。
第三十三条 审核人未依法履行审核人职责，改变或者不采纳承办人的正确意见，经批准人批准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应当负直接责任人员责任，批准人应当负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责任。
审核人不报请批准人批准直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审核人应当负直接责任人员责任。
第三十四条 批准人未依法履行批准人职责，改变或者不采纳承办人、审核人的正确意见，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应当负直接责任人员责任。
批准人未经承办人拟办、审核人审核，直接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应当负直接责任人员责任。
批准人指令或者干预承办人、审核人履行职责，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批准人应当负直接责任人员责任。
第三十五条 经行政机关集体讨论、研究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提出和同意错误意见的人应负直接责任人员责任，决策人应当负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责任。
第三十六条 上级行政机关改变下级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导致行政许可过错后果发生的，上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负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责任。
第三十七条 行政许可过错责任追究方式包括：
（一）责令改正；
（二）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三）责令向管理相对人赔礼道歉；
（四）当年考评为基本称职或者不称职；
（五）调离工作岗位或者停职；
（六）给予行政处分。
以上追究方式可以单处或者并处。
第三十八条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追究行政许可过错责任：
（一）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当予以追究责任的行政许可过错行为的；
（二）干扰、阻碍对其行政许可过错行为进行调查的；
（三）打击报复举报人、投诉人、证人和调查处理行政许可过错行为的工作人员的；
（四）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
（五）依法应当从重追究行政许可过错责任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九条 行政许可过错行为责任人主动发现并及时纠正过错，未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可以从轻追究行政许可过错责任。
第四十条 因以下原因致使行政许可过错行为发生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承担行政许可过错责任：
（一）管理相对人弄虚作假致使工作人员不能作出正确判断；
（二）不可抗力的原因。
第四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结合本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内容建立自检制度，对本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第四十二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许可投诉举报制度，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受理对本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行为的投诉举报，并公布受理机构及投诉举报电话等。
行政机关应当对受理的投诉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及时作出处理意见，并自作出处理意见之日起3日内将处理意见书面告知投诉举报人。行政机关应当为投诉举报人保密。
第四十三条 行政机关不依法实施行政许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该行政机关或者其同级监察机关、政府法制工作机构、上级行政机关投诉举报；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四条 行政机关应当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受委托实施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受委托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应当配合委托机关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对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四十五条　本规定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自2006年6月1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是“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还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反映了国家本位主义和社会本位主义下两种不同的刑事诉讼本质观。前者意在推行国家外造秩序，因此必然由国家官员主导，采职权调查模式。后者力图恢复社会内生秩序，因此必然由冲突双方主导，采当事人对抗模式。前者的目的在于准确地实现国家刑罚权，因此其价值也就在于发现真相。后者的目的则在于妥善地解决社会冲突，因此其价值在于利益平衡。我国当前的刑事诉讼呈现出了从国家本位主义向社会本位主义过渡的转型期特征。


学界一般认为诉讼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而刑事诉讼是实现国家刑罚权的活动，也就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那么，刑事诉讼能否既是“社会冲突的解决方式”又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呢？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要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入手。

一、背景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有几个环节与诉讼及刑事诉讼的本质密切相关：

首先，国家是自社会中产生的，是社会冲突不可调和的产物，其最先是以中立的裁判者的姿态出现的。在诉讼产生之前，社会冲突主要靠血亲复仇来解决，这种通过消灭或者征服对方来解决冲突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场更大的暴力冲突。因此，为了防止冲突双方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冲突中把自己和整个社会都消灭掉，就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来对冲突做出中立的评判。这个裁判者应当具有能够使冲突双方都愿意遵从其裁判结果的权威。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冲突日益扩大，仅靠德高望重者的个人权威已无法胜任这一裁判者角色，因此，国家便以一种至少在表面上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姿态应运而生了。洛克在《政府论》中指出，由于尚未形成国家的“自然状态”存在种种不足，因此，就需要“设置一个人所共知的权威，使这个社会里的每个成员在受到任何伤害或出现任何争执时可以向它申诉，而且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服从它的决定。”[1]（P． 461）这个“人所共知的权威”就是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国家。恩格斯也将国家的产生与社会冲突的解决联系了起来，他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2]（P． 170）可见，国家最初就是以社会冲突裁判者的身份出现的，也正因为如此，它才必须是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从而才能显示出其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的中立姿态。

其次，国家之公共利益代表人身份的取得使得其本身被卷入了社会冲突之中，并成为一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2]（P． 170）。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人与人之间的利益联系日趋紧密，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但是，社会全体成员却很难通过由所有实际的个人联合起来的方式来直接确认和捍卫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必须寻求利益的代表者，国家便由此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3]（P． 132）值得强调的是，国家所代表的这种公共利益是“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是抽象的利益，它可能确实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的实际的共同利益，也可能并不符合。而正是由于这种“脱离”，导致国家成为一种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再次，在社会与“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应当以社会为本位，还是应当以国家为本位的问题，也即谁是手段，谁是目的的问题。在国家本位主义下，国家力图凭借国家强制力统治和管理社会，国家统治本身成为目的，维护国家统治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在社会本位主义下，国家权力仅被用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基本的制度框架，国家统治并非目的，社会发展才是目的，防止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对社会自治形成不必要的干预，成为调整二者关系的基本原则。而究竟是采国家本位主义还是采社会本位主义又取决于人们对“公共利益”的看法：如果认识到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抽象的，是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相脱离的，就会采社会本位主义。如果把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则会采国家本位主义。

最后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问题，或者说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问题。国家与社会在客观上是不同的，前者是具有统一意志的“虚幻的共同体”，后者则是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现实的交往体系。但是，国家本位主义的发展最终将导致社会生活被广泛、普遍地纳入到国家的规划与管理之中，也即社会被国家化。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则意味着：在认识层面，要从国家与社会胶合的迷雾中发现国家与社会的区别，并树立社会本位主义的观念，防止社会为国家所吞噬。在现实层面，要将“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4]（P． 3）从国家权力阴影的笼罩中救赎出来。

二、本质分析：社会冲突解决方式和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

在私人冲突中，国家是超脱于冲突之上的，并由此获得了社会成员对其中立立场的普遍信任。此时，国家与私人裁判者一样，其权威来自于社会公信力，而非来自于国家强制力，诉讼则“主要是摹仿私人生活中可能要做的一系列的行为，即人们在生活中发生了争执，但在后来不得不把他们的争执提交和解。高级官吏谨慎地仿效着临时被召唤的一个私人公断者的态度。”[5]（P． 211）

然而，随着社会分工与社会交往的复杂化，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可能影响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一方面，一些过去仅被认为是侵害了直接受害人个人利益的行为开始被认为是侵害了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也即构成了犯罪。另一方面，国家取得了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也就取得了代表社会全体成员追究和惩罚犯罪的国家刑罚权。由此，各国刑事诉讼的本质出现了分化：一是演变为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也即成为了国家借以实现其刑罚权的手段；二是保持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本质，由具有独立人格的裁判者，而非作为冲突之一方的国家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

（一）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

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冲突：一方面，犯罪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犯罪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犯罪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借助国家权力对犯罪施以惩戒；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滥用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侵害，放任国家权力滥用也即将社会全体成员置于了遭受国家权力侵害的危险之中，因此必须对国家权力予以防范和抑制。也就是说，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社会冲突就是既要依靠国家权力惩罚犯罪，又要防范国家权力滥用侵犯人权所形成的社会冲突。

要充分理解这一社会冲突，就必须以社会为本位，对该冲突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首先，由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是一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抽象利益，这种抽象利益未必符合社会全体成员现实的共同利益。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共同利益或公益这两个术语直到今天仍是最难给出明确定义的概念，因此，由统治集团的利益所指向的几乎任何内容，都有可能被塞到这些概念当中去。”[6]（P． 2）并且，在因公共利益受到犯罪侵害而引发的社会冲突中，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人实际上已经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其只能是冲突的一方当事人，而不能再出任裁判者，否则就违背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

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也并非处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对立面，而是居于其中的。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是以所有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为内核的，脱离了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也就无所谓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社会全体成员中的一分子，从理论上讲，任何不特定的社会成员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因此如果纵容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个人利益的侵犯，实际上等于是将社会全体成员都置于了可能遭受国家无端怀疑和任意侵犯的危险之中，因此，国家权力滥用所侵害的并不仅仅只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换句话说，对犯罪的惩罚固然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同样也是对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维护。因此，控辩双方之间的冲突绝非简单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

再次，冲突的解决应有利于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而非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因此，只有当冲突的裁判者作为社会普通成员的代表，而非作为国家的代表来对冲突予以中立的裁判时，才最有利于维护这一现实的共同利益。而充任裁判者的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在现实社会中有两种：一是陪审团，二是独立的法官。陪审团本身就是由随机抽取的不特定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因此当然是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这也正是为什么，在英美夸张的说法里，陪审团审判是惟一公正的审判方式[7]（P． 260）。至于独立的法官，是指法官应当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非国家的代表，来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理性作出中立的裁判，其对社会全体成员的代表性来自于这样的假设：每一个具有良知和理性的人在同样的情况下都会做出同样的判断。司法独立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二）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

将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刑罚权）的实现方式，反映了对犯罪所涉及到的各种利益关系的简单化理解。一方面是将由国家所代表的抽象的公共利益等同于了社会全体成员的现实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是将本为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之内核的个人利益置于了公共利益的对立面。由此，复杂的利益关系就被简单化了，刑事诉讼也就相应地被简化成了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对涉嫌侵犯此公共利益的个人予以调查和惩戒的活动。在此种刑事诉讼中，国家不再超越于社会冲突之上，而是被卷入到社会冲突之中，并且凭借国家强制力成为冲突中具有话语权的一方。其参与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为了中立裁判，而是为了惩罚侵害了由自己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个人，从而从一个裁判者演变为了一个治罪者。刑事诉讼也随之脱离了诉讼原有的由冲突双方和中立的裁判者所组成的三方构造，而演变为实质上的两方构造，一方是拥有刑罚权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官员，另一方则是国家刑罚权所指向的个人。即便是检察制度的确立使得刑事诉讼具有了三方构造的外观，但是，只要法官是代表国家的而不是独立的，是以惩罚犯罪而不是以中立裁判为己任的，刑事诉讼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本质就不会改变。换句话说，没有司法独立，就没有控审分离和裁判者中立，刑事诉讼也就只能是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方式。

三、功能分析：内生秩序促成型与外造秩序推行型

哈耶克把秩序分为两类，一是源于外部的“人造的秩序”，它是指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或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秩序[6]（P． 55）；一是源于内部的、自生自发的“增长的秩序”，它是众多人之间的互动模式所显示出的一种并非任何人可以创造的秩序，是许多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6]（P． 56）。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外造秩序”和“内生秩序”。

“社会”这一术语所描述的正是一种由人与人的不特定的交往所形成的自生自发的整体秩序[6]（P． 68）。至于国家，从其产生来看，它是社会内生秩序的一部分，哈耶克曾援引弗格森的话说，即便是国家的建立也是偶然的，它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8]（P． 59）。恩格斯也说过：“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2]（P． 170）但是，国家一旦产生，就会试图凭借国家强制力来管理和控制社会，推行一种以国家意志为导向的外造秩序。

从功能角度来看，作为国家权力实现方式的刑事诉讼是一种“外造秩序推行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推行符合国家意志的外造秩序；作为社会冲突解决方式的刑事诉讼则是一种“内生秩序促成型”刑事诉讼，其功能就在于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前者以国家为本位，将犯罪视为是对国家统治秩序的破坏，而维护或恢复秩序的方法就是要对破坏了这种秩序的个人予以惩罚和对潜在的秩序破坏者予以震慑，刑事诉讼也就由此被设计成了国家依靠强制力来确定谁是犯罪人和惩罚犯罪人的一种犯罪调查活动和治罪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国家实际上是要推行其所期望的统治秩序；后者以社会为本位，其力图为冲突双方提供一个中立的论坛，期望能通过由冲突双方共同主导的诉讼来促成社会内生秩序的恢复，其对司法独立的强调，也正意味着，司法权不应当成为国家旨在实现特定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社会权力[9]（P． 59）。

四、模式分析：当事人对抗模式与职权调查模式

刑事诉讼的本质决定着刑事诉讼的模式，反之，刑事诉讼的模式也反映着刑事诉讼的本质。我国的模式理论主要关注于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划分类型多而凌乱。西方理论则大多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两种具有一定对立特征的模式，这些对立特征恰恰是对刑事诉讼不同本质的反映。其中，有代表性的划分包括“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争斗模式”与“家庭模式”、“弹劾模式”与“纠问模式”、“对抗模式”与“非对抗模式”等。那么，在这些众说纷纭的模式划分理论中，哪种划分更能揭示出刑事诉讼的本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