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批转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强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规范化管理的意见和“九五”期间中募委本级社会福利资金使用工作的几点建议的通知
民政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各计划单列市民政局：
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关于加强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规范化管理的意见》（中募委字〔1995〕19号）和《关于“九五”期间中募委本级社会福利资金使用工作的几点建议》（中募委字〔1995〕17号）已经民政部同意，现发转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是通过向社会公众发行中国福利彩票的形式募集来的。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经济效益，因此，各地务必高度重视对社会福利资金的使用和管理。
一、认真贯彻《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确保社会福利资金的回收、管理、投放、使用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二、严格遵守《办法》和有关政策对社会福利资金资助方向的规定，切实把资金用于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服务的社会福利事业，支持社区服务、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和帮助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人；坚持专款专用，不得擅自截留、挤占、挪用社会福利资金，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
三、加强对社会福利资金使用的监督。严格对资助项目的评审，检查落实资金的使用情况；遵守国家财经纪律和财会制度，自觉接受内审机构和国家审计部门的监督。

中募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规范化管理的意见
（1995年12月1日）
民政部：
1994年12月，民政部颁发了《有奖募捐社会福利资金管理使用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下达以来，各地对社会福利资金的使用更加重视，管理也比过去有了加强，总的情况是好的。但由于各种原因，历史上存在的一些老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实践中又出现了一些
新的问题，值得引起重视。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办法》，使社会福利资金的管理进一步走向规范，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严肃纪律，严禁挤占、挪用和对外借贷福利资金
关于社会福利资金的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各级募委和民政部门“不得擅自截留、挪用应上交或留成的社会福利资金”。第十四条规定：“社会福利资金投放后，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占用或挪用”。在实际工作中，民政部和中募委也一再强调，福利资
金同救灾款一样是“高压线”，不准乱碰乱动。但这几年中，仍有一些地方违反上述规定，主要表现有：民政厅局以暂时借用的名义，占用福利资金；以“有偿资助”的名义，将福利资金借给直属企业，实则有借无还，长期挪用；将非福利项目虚报为福利项目，用福利资金资助；在“增值
”的名义下，将福利资金借给社会上的企业、单位或个人。这些做法，不仅严重违背有关规定，而且极易导致舞弊和各种经济犯罪案件的发生。我们认为，为了严肃纪律，今后应明确规定：（一）不准以任何名义借贷福利资金给外单位和个人。（二）不准以任何理由挪用福利资金。（三）
对福利企业的资助，目前仅限于技改贴息一种形式。过去按“有偿资助”向福利企事业单位提供的资金，要进行一次清理，清欠出来的资金要迅速回归社会福利资金帐户。过去借贷给外单位和个人的，必须限期收回。
二、作出规划，加快福利资金投放速度
随着福利彩票发行规模的扩大，各级民政部门掌握福利资金的数量也逐步增加，通过制订规划和计划，减少资金投放的盲目性，增加资金投放速度和整体效益，已经成为现实的课题。据近两年的统计，全国只有一半左右的省、区、市能将当年筹集福利资金的70％投入使用，另一半的
地方投入率达不到70％，有的甚至只有30－50％。我们认为，社会福利资金当年投入率达到70％，是一项基本的考核标准。建议各地在做好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上，统盘考虑并制订出本级福利资金使用规划，逐年按计划执行，既避免盲目性，也保证每年投入率。
三、严守资助范围，统一项目名称
《办法》第八条规定：“社会福利资金主要用于资助为老年人、残疾人、孤儿服务的社会福利事业，帮助有特殊困难的人，支持社区服务和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为了便于实施，《办法》第九条和第十条又对无偿资助和有偿资助的项目范围作出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一切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资助都是没有根据的，都是违反纪律的，必须坚决制止。
为了便于管理和享受国家有关的政策优惠，我们建议，今后各级项目评审委员会审定资助项目时，应选用下列规范名称：社会福利院、精神病人福利院、儿童福利院、孤儿学校、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乡镇敬老院、光荣院、荣誉军人康复医院、社区服务中心、 社会福利中心、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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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健全项目评审机构，按照规定原则和程序审批
《办法》第四章对审批程序作了明确规定。1995年1月18日，民政部《关于有奖募捐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民办函〔1995〕16号）中，又公布了部和中募委评审委员会的组成，要求“各地凡未有评审委员会的，应抓紧成立，其人员可参照部评审委员会的构成”。但
直到现在，仍有一些地方没有建立评审委员会，福利资金的使用仍由厅局和募委的有关领导说了算，个别的甚至由个人说了算，这种状况应迅速改变。我们建议，各地必须在明年一季度内建立评审委员会，凡未建立评审委员会的，中募委不再受理该地资助申请。
根据《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当前全国福利事业发展的需要，我们认为，目前审批资助，应注意以下原则：（一）把老的福利、优抚事业单位的改造提高列为重点。（二）项目的布局要合理，功能应注意综合性。（三）项目规模档次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四）社区服务项目要
名实相符。（五）资助与福利彩票的发行业绩和资金结算相挂钩。
鉴于民政部、中募委项目评审会每年在“五一”、“十一”前后召开，各地的资助申请，应于每年二月底和七月底前报送中募委，以便安排考察和初审。为了做好此项工作，各省级募办应安排相对固定的人员专管或兼管资金使用的业务工作。
五、规范申报内容，健全资助项目档案
根据近几年的实践，我们认为，今后下级向上级申请项目资助，其申报材料必须具备以下内容：（一）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包括兴办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规模和功能，效益预测，主体资金的落实情况和到位情况，工程进度计划等。（二）基建工程需有当地计划部门的立项批文和规
划部门的有关批件。（三）需征地的项目要有土地管理部门的批准书。（四）本级募办对项目的实地考察报告。（五）本级评委会审查结论及申请资助额度。
福利资金资助的每一个项目都应建立档案，作为永久性资料保存。档案应按管理标准立卷，有条件的单位要逐步实行计算机管理。档案资料除上述申报材料及附件外，还应包括：（一）上级募委会资助的正式批文。（二）拨款情况记录。（三）项目竣工后的验收报告，建筑工程的决算
报告，有关审计部门的审计报告。（四）建筑工程的外型图片。（五）福利资金资助的永久性标志图片。
六、加强检查监督
为了加强对社会福利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我们建议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一）凡用社会福利资金资助的项目，各省、区、市民政厅、局的业务处室，每年应对受助项目的进度、效益进行一次实地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汇总报民政部和中募委。（二）驻民政系统的各级审计机构的负责人
，参加同级评审委员会。各级审计机构每年都应对同级福利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并对下级使用情况进行抽查。我们建议，自1996年起，每年由部审计局统一组织力量，在全国选择三分之一的省、区、市，进行一次认真的抽查审计。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执行。

中募委办公厅关于“九五”期间中募委本级社会福利资金使用工作的几点建议
（1995年10月11日）
民政部：
有奖募捐工作开展以来，预计到1995年底，全国累计发行福利彩票将超过100亿元，筹集社会福利资金31亿元，投入使用23亿元，资助社会福利项目5万多个，帮助近万家福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其中，中募委本级直接到750个项目资助了4．8亿元。所有这些工作，主
要是在“八五”期间实施和完成的，为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每年直接受益的群众（主要是民政对象）达五、六百万人。但是，工作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在“九五”期间加以改进。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和征求各地意见，我们对“九五”期间的使
用工作提出如下建议：
一、资助重点和总体目标应相对明确和稳定。
“八五”期间，全国曾将原有福利事业单位的危房改造列为资助重点予以强调，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结合这些单位的“达标升级”活动和布局调整工作，现已完成了对40万平方米的危房改造。但是，据我们掌握，现有的福利、优抚事业单位至少仍有几十万平方米的危房急待改造。原
因是：第一，过去掌握的危房总面积数统计不全，明显小于实际存在数；第二，过去确定危房的标准偏严，不少未被列为危房的老房，近几年又成了危房；第三，原用统计未将优抚事业单位包括在内；第四，近两年一些地方热衷于上新建项目，上规模大档次高的项目，对危房改造有所忽视
，使资助重点事实上发生“移位”，该办的事没有办。总之，现在仍有不少福利、优抚事业单位房屋、设施老旧不堪，更谈不上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
我们认为，“九五”期间，对现有福利、优抚事业单位的改造，特别是危房改造，仍应列为资助重点。民政部、中募委在项目评审时，要确保这个重点，还要要求和引导地方各级募委和政府增加这方面的投入。我们建议确定这样一个目标：到本世纪末，基本完成社会福利和优抚事业单
位的危房和改造，争取达到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市都有一所综合性福利院（没有的可在县、市所在镇的敬老院或光荣院的基础上改建）。有条件的乡镇都有一所敬老院。
二、规范对社区服务项目的资助。
根据全国社区服务经验交流会议精神，近两年中募委和地方募委都有相当数量的社会福利资金用于资助社区服务项目，从总的情况看，效果是好的。“九五”期间，各省、市这方面的积极性仍会很高。我们认为，发展社区服务必须坚持社会福利属性的原则，强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防止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社会效益，制止和纠正个别社区服务设施偏离社区服务宗旨的现象。我们建议，今后凡有福利资金资助社区服务的项目，不论规模大小，档次高低，必须有50％以上的面积直接用于社会福利服务功能。凡经查实借“中心”之名办宾馆、招待所的项目，一
律不予资助。同一市、县，凡是现有社会福利和优抚事业单位危房改造任务没有完成之前，原则上不考虑对这类“中心”的建设给予资助。
三、调整扶贫福利资金的使用方向和投放办法。
经部长办公会决定，自1992年起，有云、贵、川、藏、甘、青、新、宁、蒙、桂、琼、皖、赣，1993年又增加陕、晋，共15个经济欠发达省、区，每年在“交二返一”的额度之外，由中募委另外特别资助各35万元，由当地民政厅自行支配，用于扶植当地民政经济的发展，
以期缩小这些地方与内地发达地区的差距，并通过这笔资金的“滚动使用”和逐步积累，实现工作机制由“输血”向“造血”的转化。三年来实践的结果，效果很不理想，多数地方这笔资金“滚动”不起来，个别地方实际上白白把这笔资金糟蹋掉了。另外，自行支配的方式，也存在管理上
的一些漏洞和问题。“九五”期间，我们建议改善这一做法，把资助额度提高到每年每家50万元，但使用方向改为资助本省区内贫困县区的福利事业项目的改造或建设，操作方法也改为“地方选项申报、评委会审项把关、中募委定额定项资助”。这样做，可以实实在在为当地群众办些实
事，真正为缩小地区差别作些贡献。
四、适当提高“三项康复”和“特教”的资助额度。
“八五”期间，为实现国务院审定批准的《中国残疾人五年工作纲要》确定的目标，民政部分别与中残联、国家教委商定，每年由中募委向中残联“三康办”提供专项经费220万元，由中残联安排使用；每年由中募委向“弱智儿童特殊教育”（简称“特教”）提供经费300万元，
分别由国家教委和民政部安排使用。这两项工作，“三项康复”（全称为“白内障复明、小儿麻痹后遗症矫治、聋儿语训”）任务已提前超额完成，“特教”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鉴于“九五”期间“三项康复”工作力度还要加大，弱智儿童的入学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我们建议“九五”期间，每年对“三项康复”的资助额由22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对“特教”的资助额由300万元提高到350万元。考虑到目前儿童福利院房屋、教育、康复条件还比较
差，额度增加后，应有一定比例直接用于各地儿童福利院的残疾儿童康复和特殊教育。具体安排，由部有关司同中残联和教委另外商议。
五、福利企业技改贴息的额度每年仍以1000万元为宜。
中募委配合民政部抓福利企业技术改造，自1988年迄今，已投入贴息资金4233万元（近几年实际贴息支出每年大体在850万元左右），共争取到各类银行贷款19．3亿元，完成改造项目2300多个，效果比较好，管理办法也逐步完善。“九五”期间，我国福利企业的宏
观发展思路已由数量的发展转向素质的提高，技改任务的重要性会进一步突出，但由于资金有限，参考“八五”期间的情况，我们认为，每年1000万元的贴息额度不宜削减，也不必增加，更不宜硬性规定按固定比例用于技改贴息。同时，部和中募委应继续坚持不对福利企业直接借款的
方针。
六、增加必要的专项支出。
根据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我们建议“八五”后期实际上已经实施的几项资助，改为设立专项资金每年固定予以资助：
1、革命伤残军人现代假肢换装补助费，每年200万元，5年共1000万元。优抚司负责根据各省伤残人员分布情况，提出计划和预算，社会福利司负责审定假肢厂上报的安装计划，经部长办公会讨论后实施。更换假肢补助费由中募委在当年额度内按补贴标准报销。
2、流浪儿童救助设施改造经费，每年200万元，5年共1000万元。根据各省（市）自身条件成熟情况，落实改造一个项目给予酌情补贴的办法，定出具体资助的项目，待配套资金落实、工程确已动工后，由社会事务司主办，经中募委会签后，以部名义下文拨款。
3、孤残儿童助医工程补助经费，每年500万元，5年共2500万元，用于民政系统收养的孤残儿童的矫治和手术康复。由社会福利司负责按民政部和卫生部联合发文要求，核实、汇总实际发生的补贴费用，在当年额度内分批到中募委报销。
4、受灾地区城乡社会福利事业恢复重建补助费，每年500万元，5年共2500万元。由各有关省民政厅和募委办上报城乡福利事业单位受灾情况，待当年全国灾情明朗后，由部救灾救济司和中募委办公厅提出分配方案，提交民政部和中募委资助项目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募委直接
拨款到有关省（市、区）募委会。
七、发挥项目资助的奖励作用促进发行。
1994年结束后，经部领导批准，中募委动用370万元福利资金，对1994年彩票销量超过3000万元的地（市）和超过500万元的县（区），分别奖励资助30万元和20万元在当地搞福利事业项目，引起全系统轰动，各地你追我赶、争创佳绩，极大地促进了发行工作。
我们深感这是一个广泛调动基层积极性，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伸手要钱”转向“自己挣钱”的好办法，建议“九五”期间，每年从返还资助后剩余的资金中提取10％的比例，用于奖励资助发行工作先进的地（市）、县（区）搞福利事业项目。
以上建议如不当，请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1995年12月15日
论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违法性

程旭光


监视居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然而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家对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使用，感到很困难，内部争议和法学界争论颇多。现笔者对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在立法上存在违法性进行剖析，与司法界、法学界的同行们一起探讨。
一 、监视居住的涵义及相关法律规定
“监视”一词的含义是指从旁注视以便发觉不利于自己方面的活动；“居住”一词的含义是指较长时间地住在一个地方。有长期居住和短期居住两种现象。
“监视居住”是《刑诉法》中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审判，责令其在指定的区域或住处，设专人或不设专人监视其活动，以限制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是国家赋予公检法三家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种特殊权力。
监视居住的范围：《刑诉法》第51条、第60条、第65条、第69条、第74条作了明确规定。
监视居住的期限：《刑诉法》第58条规定“最长不得超过六个月”。
被监视居住人员应遵守的纪律：《刑诉法》第57条作了规定。
公检法三家具体使用方法：监视居住由作出决定的机关开具“监视居住决定书”和“监视居住委托书”，发往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委托对其执行监视居住，没有固定住处的，由公安机关指定地点或住处。
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所〈住所、住处、居所、居住场所等都是同一概念〉往往不是“单身居住”，而是“混合居住”。就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而言，就涉及到“单身居住”、“混合居住”和“第三人”三个名词。
所谓“单身居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独身居住的住所，不跟第三人居住在一起；
所谓“混合居住”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跟第三人居住在同一住所，如“中心家庭”或“核心家庭”〈目前我国把家庭成员只有父母子女的称之为‘中心家庭’或‘核心家庭’〉、单位集体宿舍、与他人合租的住所，享用公共设施等。
所谓“第三人”是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在一起的其他人员。如配偶、子女、父母、同事、朋友等。
据某市公安机关对近三年内办理的监视居住案件进行了统计分析，只有百分之五的监视居住人员是“单身居住”，其余都是“混合居住”。
二 、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
〈1〉监视居住在立法上的缺陷
由于《刑诉法》相关法律条文中对监视居住的住所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而统称“居住”，即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在地有固定住所，符合监视居住条件的都可以被监视居住。在立法上虽然没有剥夺犯罪嫌疑人的居住权，却忽视了“混合居住”中的“第三人”的存在，即忽视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同事、朋友的存在，随之也就忽略他们这些人的合法权利的存在。这样一来，本身合法的监视居住就包函了不合法的成分，即大前提违法，根据“三段论”理论推理：大前提违法，其小前提、结论也违法。因此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就有缺陷，存在违法性。
〈2〉监视居住侵犯了第三人的基本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了严格规定，“人身自由”除公民的人身自由外，通常还包括与人身自由相联系的人格尊严和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通信秘密受到保护。
我国现行《宪法》第37条、第39条、第40条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了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监视居住的过程中，势必要侵犯第三人的基本权利。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利用“混合居住”的公共设施进行了串供、毁灭证据等妨碍司法活动的行为，公安机关必须对“混合居住”的公共设施，如电话、手机、网络、信箱、部分住处、交通工具等进行检查、监视，对第三人进行检查盘问，这样一来，势必侵犯了第三人的人身自由。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如执行机关人员进入“混合居住”时，遭到第三人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谁对谁错？公安机关的行为是合法的还是违法的？第三人的行为是维权行为还是阻碍公务？答案肯定是违法的。正因为监视居住的“居住”概念不清，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在立法上违反了《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监视居住过程中侵犯了第三人的基本权利。
〈3〉执行监视居住的部分执法主体不合法
使用监视居住机关的内部规定：决定机关作出监视居住决定后，开具“监视居住决定书”和“监视居住委托书”，发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委托他们执行。
对监视居住的具体操作，《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从第94条到第104条，用了11个条文作了规定。应该说是比较规范的，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在具体执行监视居住过程中，由于警力紧张等原因，往往把监视居住交给一些协警员、联防队员执行，在人员不够特殊情况下，到社会上临时聘请人员交付其执行等现象普遍，由于这些人在法律上没有取得执法主体资格，因而没有执法权，其活动也是不合法的。因为监视居住是《刑诉法》中设定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对使用机关作了明确限制，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使用，对执行权的设定法律上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执行权。“其他人员”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就没有执法权，如果将监视居住的执行权交付其使用，其行为与结果必然违法。
三、监视居住形同虚设，执行机关用之麻烦、弃之可惜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使用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立法本意是起到弥补其它刑事强制措施不足的作用，是其它任何刑事强制措施无法代替的。
本来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使用任何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必须是司法上无争议，法学界被公认的。但是使用监视居住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司法机关自身都感到有争议，这种争议具体表现在对“混合居住”第三人及公共设施如何处理的问题。同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代理人对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颇有争议。究其原因在于立法的问题，在于法律设定监视居住的先天不足。
如某市公安机关2002年7月办理了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笔者是经办人之一，该案件多名犯罪嫌疑人在所在地均有“混合居住”的住所，报捕后因证据不足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变更了刑事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毁灭证据和串供，公安机关指定了处所执行监视居住。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该案指定监视居住处所的做法在执法上有偏差，是一种变相操作的行为，如果不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案件就办不了。在日常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家经常会碰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违法指定住处的现象。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要屏弃一种错误的观点和做法，一些执法部门和司法人员，对监视居住在立法上存在的违法性认识不足，没有把这种违反《宪法》的行为当作一回事，还从立法本意上去寻找推卸的责任，认为原先立法本意不是故意要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是立法考虑不周到的原因等。同时又认为可以通过正确的执法活动，达到弥补立法上的过错或不足的效果。这种观点和做法是极其错误的，是违反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的，是对神圣法律的一种亵渎，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另外，公检法三家，对监视居住的使用还存在着风险大、费用高等现实问题。如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定住所为某宾馆，办案单位要承担大额的住宿、伙食、监视费用；同时还伴随逃跑、自杀的风险。所以大多数办案单位都放弃了这一刑事强制措施的使用，办案人员也有用之麻烦、弃之可惜之感。
四 、《刑诉法》第五十一条需增设第三款
笔者认为：《刑诉法》中有关监视居住的条款，没有区分“单身居住”和“混合居住”两种居住事实，在立法上违反了现行《宪法》关于对公民人身自由保护的规定，直接侵犯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关的“第三人”合法权利；在监视居住执行过程中，内部规章规定的作出决定的公检法机关交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地派出所执行中的“其他人员”没有执法权，不符合执法主体资格，由其执行是违法的应当纠正。同时公检法三家在日常司法中，由于监视居住概念不清，争议颇多，使用风险大、费用高，办案单位和办案人员觉得用之麻烦，弃之可惜。要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废除，这不符合《刑诉法》的立法本义；二是建议对《刑诉法》第五十一条增设第三款。
第五十一条原文：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侯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
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第五十一条修改意见：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侯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外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侯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
取保侯审、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所在地没有单身居住的，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指定处所执行。

作者：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 程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