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公证核实与公证质量评价/陈春林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8 01:25:25   浏览:821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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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公证工作于四十年代中期在哈尔滨、沈阳、上海等地先后开展,建国初期有所发展,后曾一度停顿,1980年恢复重建。随着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①的颁布实施,我国的公证制度得到了迅速发展。2005年8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公证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公证实践和立法出现了严重的偏离。我们的立法对公证的定性都非常明确,无论是《条例》第二条②还是《公证法》第三条③,虽然在表述上略有出入,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证是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二者在定性时都把真实性置于合法性之前,亦即真实性是合法性的基础,可见在公证活动中真实性的重要。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公证实践却出现了重大偏差,即只重视公证合法性审查,而忽略了真实性审查,忽略了核实手段的运用,公证所依据的证明材料绝大多未经核实即予采信,导致错假证频出,公证的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
二、公证核实的发展与现状
为保障公证的真实性实现,《条例》和《公证法》都赋予公证机构一定的权力,《条例》赋予公证机构的是调查权④,这个权力看似很大,但在《条例》生效实施期间,以笔者近30年的公证工作经历来看,很少有公证机构和公证员认真行使过这项权力。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明材料,基本是由公证员“自由心证”,公证的真实性无法得到保障。2005年8月28日通过并于2006年3月1日施行的《公证法》赋予公证机构的是核实权,修订后的《公证程序规则》也据此对核实做了一些新规定,但这些规定都过于原则,尤其对公证核实的范围没有规定,是否需要核实仍由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决定,因此可操作性不强。2008年以后,随着中国公证协会《办理房屋委托书公证的指导意见》等7个指导意见的出台,公证核实进入了具体可操作的层面。在这7个指导意见中,对涉及委托书公证处分房屋的权属凭证、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出具公证书前,对债务人(担保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债务的事实、继承权公证涉及的亲属关系证明以及对死亡证明和财产权属证明有疑义的、自然人身份的核实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安徽省公证协会最近出台的关于办理批量公证业务的指导意见等7个指导意见,以及之前出台的关于办理委托书公证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等4个指导意见,其中有6个指导意见⑤对公证核实做了明确规定。尤其是安徽省公证协会关于公证核实的指导意见,更是专门就公证核实所制定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的制定和实施,在安徽公证乃至中国公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保证公证的真实性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公证核实面临的制约
(一)思想认识的制约。尽管各级公证行业协会已出台了一批关于公证核实方面的指导意见,但仍有相当多的公证机构和公证员未对此引起高度重视,仍习惯于“自由心证”,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实行“信任”原则予以直接采信。
(二)物质和人力条件的制约。公证核实,需要一定的物质和人力条件。我国县域公证机构占绝大多数,目前大多不具备做好公证核实所需要的物质和人力条件。
(三)信息不共享和不对称的制约。目前公证行业与相关行业如公安、民政、房地产、教育等部门没有实现信息共享、信息不对称,公证核实只能实行单兵作战,效率较低,成本较大。
四、加强引导,重视公证核实,构建公证质量评价体系
(一)加强公证质量评价标准中有关公证核实的地位和分值。《公证质量评价标准(试行)》把公证质量评价等级分为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其中合格和基本合格标准和情形都涉及公证核实,这是公证质量评价标准的一个新突破,对加强公证核实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在三十六条列举的8种不合格情形却未涉及公证核实,这不能不说是《公证质量评价标准(试行)》的一大缺憾。《安徽省公证卷宗质量检查评定标准》第九条第五款规定:“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有关办证规则需要核实或者证明材料有疑义,未进行核实的扣10份,虽经核实但核实不当的扣五分”。所扣分值太低,不足以引起业界对公证核实的重视。
(二)加强公证核实理论研究与培训,使行业上下重视公证核实成为一种自觉和共识。
(三)提高现有的公证收费标准。加强公证核实后,公证成本大幅增加,现有的常规性的公证项目收费标准偏低,不利于公证事业健康发展,应适当予以提高。
五、结束语
笔者在前面说过,真实性是合法性的基础,没有真实性,合法性及公证质量都无从谈起,而公证核实对保障公证真实性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各级公证行业协会在制定公证质量评价标准时,却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公证核实在公证质量评价标准中的地位和分值,这实在是不应有的疏忽。笔者认为,高度重视公证核实工作,加强公证核实在公证质量评价体系中的地位和分值,构建公证质量评价体系刻不容缓。

注:①《条例》虽已废止,但它在公证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不可回避,本文将在以后还要提到。
②《条例》第二条:公证是国家公证机关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以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证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权益。
③公证法第三条: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
④《条例》 第十九条:公证处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明,认为不完备或有疑义时,有权通知当事人作必要的补充或者向有关单位、个人调查,索取有关证件和材料。有关单位、个人有义务给予协助。
⑤6个指导意见分别是《安徽省公证协会关于办理委托公证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安徽省公证协会关于办理继承公证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安徽省公证协会关于审查自然人身份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安徽省公证协会关于公证核实的指导意见》、《安徽省公证协会关于公证证明材料收集审查的指导意见》、《安徽省公证协会关于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债权文书公证书及出具执行证书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本文作者:
陈春林 池州市九华公证处
方贤淮 池州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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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被处女” 是否属于“冷暴力”--兼谈“冷暴力”的立法问题

王礼仁


【摘要】在没有家庭暴力立法之前,虐待是“车如流水马如龙”;在“家庭暴力”立法之后,人们便喜新厌旧,都钟情于家庭暴力,而冷落虐待,将虐待都往暴力中塞,使虐待“门前冷落车马稀”。“家庭暴力”插足“虐待”,“暴力”成了“第三者”。因而,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虐待”被“冷暴力”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虐待”被“冷暴力”的问题,才能解决妇女被“冷暴力”的问题。

【关键词】被处女;冷暴力;家庭暴力;虐待;立法


一、背景资料

  最近,我有幸被邀请以“评议人”的身份,参加凤凰电视台与北京冠华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制作的关于家庭“冷暴力”立法辩论节目。
  这次节目辩论的话题,是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张荆律师倡议的“冷暴力”立法。其辩论的焦点是 “冷暴力”应否立法。[1]
  辩论中涉及的一个冷暴力的典型案例,就是一个女离婚当事人,结婚十年,丈夫拒绝与其发生性关系,直到离婚还是处女。由于该女当事人不是自愿当处女,而是“被丈夫处女”,笔者称之为“被处女”。
  这个案件的大致案情是:

  2009年5月8日,长期遭受丈夫冷漠对待的孙红(化名)提起离婚诉讼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审理此案。法官通过对案件的审理发现,与丈夫走过十年婚姻之路的孙红,竟然还是处女。

  原告孙红在起诉书中称,自己与被告是同校同学,经自由恋爱于1999年结婚。婚后,被告经常对原告进行侮辱、谩骂,后来开始动手。恋爱时,被告曾与原告有过一次不完全的性接触,之后从结婚起至今被告从未与原告发生过性关系。原告尝试着做过各种的努力,都受到被告冷言冷语的攻击。在长达十年的婚姻里,原告饱受被告言语侮辱及家庭暴力的伤害,同居权、生育权受到严重侵害,迫使原告成为高龄未育女性。

  鉴于此种情况,原告依据《婚姻法》及《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诉诸法院,希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请。 1、依法判令原告与被告解除婚姻关系。2、婚内财产依法分割,应照顾无过错方,并适当多分。3、依法认定被告行为对原告构成家庭暴力,应赔偿原告精神损失人民币5万元。4、被告履行承诺,支付原告人民币4万元。5、判令被告依法对原告进行经济帮助。

  本案争论的焦点是,孙红的丈夫拒绝同居(即拒绝性行为)是否构成“冷暴力”?应否赔偿?法律对冷暴力是否应当立法?

  对此不少学者认为,根据目前立法,拒绝同居要求赔偿,在法律上没有根据。

  张荆律师被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指派代理孙红案件,她对这个案件有不同案看法。

  张律师认为,“被告拒绝同居行为使原告患上了焦虑性抑郁症,对原告的精神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这就是一种家庭暴力。男方应当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并因此认为,对于家庭‘冷暴力’的制裁迫切需要立法加以完善。

  二、“被处女”有责与无责的判断

  自愿当处女,不涉及法律问题;只有“被处女”,才涉及法律问题。有人认为,从夫妻之间的配偶权考察,相互之间具有同居的义务。一方拒绝与他方同居,“被处女”有权要求赔偿。

  简单地套用配偶权,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配偶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配偶权包括财产权与人身权。人身权中虽然包括相互之间的性权利或性义务。但这种性权利或性义务是人伦秩序之权利或义务,具有浓厚的伦理性,是法律所无能为力的。同时,如果法律承认夫妻不得拒绝性要求,这正好给男子提供了强奸或性暴力的借口。而且拒绝性要求,在女性中更多。如果承认这也是暴力,将会有更多的女性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也可能是配偶权的复杂性,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配偶权。

  性是人的本能之一。一个无生理或心理缺陷的正常人,性是婚姻必不可少的内容。正如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中所说:“性是婚姻的三大实体之一”。那么,一方为什么要拒绝性,这就涉及到夫妻感情问题。性是一种情感的东西,只有“情有所生,性方而至”。法律无法强制,也不能强制。

  因夫妻感情引起的性中断或无性,只能通过缓和夫妻感情或离婚解决。因而,这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应当是如何解冻夫妻感情或终止夫妻关系。需要提醒妇女同胞的是:要对婚姻的前途有一个正确判断,对离婚有一个正确态度,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我积极主张社会组织(特别是政府),应当广泛设立婚姻咨询和“医疗”机构,以预防家庭“冷暴力”,及时消除家庭“冷暴力”。这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要解决好妇女被歧视、被冷落而不愿离婚,或不敢离婚问题,即要解决好妇女离婚本钱问题。要提高妇女地位,要建立健全女离婚当事人经济帮助和社会救济双轨制。使妇女敢向男人说不;敢向冷暴力说不;敢向婚姻说再见。这才是治理冷暴力的根本。

  法律是有边界的。不能把任何事情都上升到法律。以性拒绝为例,如果夫妻一方拒绝性,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岂不是说:你没有夫妻感情,也得要发生性行为;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样的法律人们能够承受吗?因而,单纯因夫妻感情不好而没有性,则要承担法律责任,显然缺乏正当性基础。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对于“被处女”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但对于“被处女”并非都不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男方无正当理由,既拒绝女方性要求,又采取威胁等手段,限制女方离婚(重新获取性),女方因受恐吓或被控制,不敢或不能提出离婚,被迫长期过无性生活。男方的行为则属于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离婚自由)的虐待(性虐待)行为,构成了虐待。女方(或妇女保护机构协同下)可以据此提出离婚,并请求离婚精神赔偿。对于限制人身自由或离婚自由,情节严重者,还可以限制人身自由或暴力干涉婚姻自由追究刑事责任。

  总之,“被处女”一部分属于非法律调整的无责范畴,一部分属于虐待调整的有责范畴。划分“被处女”有责与无责的界限,关键要看男方是单纯的不作为,还是不作为加作为(限制女方自由或离婚)。如果男方只是单纯的不作为,即单纯拒绝性要求,并没有限制女方离婚或人身自由,女方基于某种原因的考虑而没有及时提出离婚,因此“被处女”,男方不应承担法律责任。如果男方在不作为(即拒绝性)的同时,又以作为的方式限制女方离婚或人身自由,由此造成的“被处女”,则构成虐待。对此,男方应当承担虐待的法律责任。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如果本案被告经常对原告进行侮辱、谩骂,情节严重者,亦可以构成虐待。但这与“被处女”,则是另一性质问题。

民政部关于基建工程兵部队随军职工退休安置问题批复

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基建工程兵部队随军职工退休安置问题批复
民政部


江苏省民政厅:
你厅苏民发[1982]18号文收悉。经与劳动人事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协商,同意你厅意见。即:基建工程兵部队的工改兵战士和随军职工( 指整编时没有参军的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职工。不包括企业职工)退休、退职、 仍按国发[1978]43号文件精神和民[1982
]39号文件规定,由民政部门接收。一九八三年底基建工程兵撤销工作基本完成后,接收工作即行终止。



1982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