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民政府


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我省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意见

琼府〔2007〕41号


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困难群众基本生活的保障工作，大力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全省初步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救助基本框架。但是，我省目前还存在社会救助面较窄、救助标准偏低、救助资源分散、整体救助能力不强等不足，社会救助水平与城乡困难群众的救助需求还有不小差距。为进一步推进和完善我省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提高社会救助能力和水平，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要充分认识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社会救助体系，是国家为了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帮助他们解决吃饭、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突出困难而建立起来的救助制度。社会救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贫困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是构建和谐海南的客观需要。各级政府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大工作力度，不断推进我省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二、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我省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以人为本、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从解决贫困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以政府救助为主导，以社会互助为补充，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努力构筑以城乡低保、灾民救济、五保供养等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为主体，以医疗、住房、教育救助和就业、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制度为辅助，城乡一体化、管理规范化、组织网络化、服务社会化的多层次、广覆盖的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切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存权益，促进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在组织实施工作中，要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对贫困群众实施的一种单向、无偿的援助行为。建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各级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发挥主导力量，同时也要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二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社会救助体系要统筹规划，兼顾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群体差别，配套联动，协调发展。
　　三是法制保障，规范管理。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社会救助的各项政策法规和管理制度，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规范救助程序，推行“阳光”救助，使社会救助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四是资源整合，优化配置。整合政府各部门的救助资源，形成综合配套的救助合力，整合和动员民间各方面的资源，形成社会互助合力，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整体水平和效益。
　　五是量力而行，稳步推进。根据政府财力，量力而行，从解决贫困群众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入手，有步骤、分阶段地组织实施，由点上突破到面上扩展，由单项突破到系统完善，逐步形成全面、规范的社会救助体系。
　　三、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一）健全灾害应急救助制度。落实救灾工作分级管理体制，健全灾害管理的应急机制、协调机制、社会动员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监督检查机制，完善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体系，落实救灾物资储备制度，提升灾害紧急救援能力，确保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24小时内灾民的吃、穿、住、饮用水、医疗等救助措施到位。完善对灾后恢复重建和荒情救济管理，全面推行灾民救助卡制度，突出重点，分类救济，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二）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依据《海南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规定》和《海南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的要求，加强和规范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切实把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保障范围。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指数及财政承受能力，适时调整城乡低保标准，健全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推行分类管理、重点保障，对重病、重残、孤老（儿）等低保家庭，适当提高补助水平，进一步缓解他们的实际困难。
　　（三）落实农村五保财政供养制度。要认真贯彻落实《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精神，把农村五保供养工作作为农村社会救助工作的重点，把符合农村五保供养条件的人员全部纳入供养范围，实行财政负担、应保尽保。要建立和完善地方财政预算安排的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制度，确保农村五保供养资金按月足额发放。要切合实际、科学制订农村五保供养标准，在不低于每人每月110元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测算，确保供养标准不低于当地村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调整。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帮助分散供养的五保对象改善生活条件。要加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建设和管理，推进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管理体制改革，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提供必要的设备、资金，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不断改善五保对象居住条件，提高服务水平。要充分发动社会力量，支持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四）建立和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各地要按照中央和我省有关城乡医疗救助规定，积极实施城市医疗救助工作，规范农村医疗救助程序，对低保户、五保户、特困户和其他有突出医疗困难的城乡居民，通过定点就医、费用减免和专项补助相结合的办法给予救助。符合救助条件的城市居民，在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由政府资助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尚未实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地区，一般疾病患者在定点医院就医，实行费用减免政策。同时，在救助对象中的大病患者除享受优惠减免政策外，根据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数额，按比例给予限额救助。符合救助条件的农村居民，由政府资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对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大病患者，除享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外，根据个人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数额，按比例给予限额救助。对生活特别困难的重度残疾人视情况给予特殊照顾。
　　（五）完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认真落实《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及民政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06〕6号）等相关法规政策，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加强救助管理设施建设，建立救助管理工作规范，按照“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原则，创新工作方式，提高救助管理工作水平，依法维护流浪乞讨人员的合法权益。
　　（六）建立和完善教育救助制度。根据《海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提供教科书工作实施细则》和《海南省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杂费专项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切实抓好全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两免一补”（免杂费、免教科书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政策的落实。对特困家庭子女接受高中阶段教育适当减免学杂费，并提供必要的学习和生活补助。对特困大学生，在实行限额救助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校内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学费减免、国家助学贷款等扶持制度，帮助他们完成学业。积极开展社会捐助、结对帮扶助学等活动，确保学生不因家庭生活困难而失学、辍学。
　　（七）建立和完善住房救助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多层次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对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困难的家庭，实施以发放租赁住房补贴为主，实物配租、租金核减为辅的廉租住房制度。对住房困难、无建房能力的农村低保户和特困家庭，政府给予适当资金补助，减免有关费用，由村集体帮助建设和修缮，解决其住房困难。
　　（八）规范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认真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明确法律援助的范围、经济困难标准和办案补贴标准，完善经济困难当事人证明制度和具体操作程序，畅通援助渠道，简化审批程序，扩大援助范围。对符合援助条件的城乡困难居民的涉法案件，法律援助机构应按规定给予必要的诉讼费用减免或提供无偿法律援助。
　　（九）建立和完善就业援助制度。认真落实中央和我省关于促进困难群体就业和再就业的扶持政策，以新增就业岗位为目标，以强化就业服务为手段，以加大资金投入为保障，支持和鼓励困难群体就业。对享受城市低保的就业困难人员、因土地被依法征收后导致基本生活困难的失地农民，优先落实帮扶政策，优先提供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帮助其尽早实现就业或再就业。实行救助渐退等鼓励政策，可规定低保对象在就业初期的一定时间内，继续享受低保补助。加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收缴、管理以及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落实国家对福利企业的扶持政策，促进残疾人就业。对符合救助条件的优抚对象、老年人、残疾人，给予优先、重点救助，维护其合法权益。
　　四、加强领导，全力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一）建立政府领导、归口管理、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社会救助管理体制。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统一组织、协调本地区的社会救助工作。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分工负责，各司其职，积极参与，密切配合。民政部门是社会救助工作的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综合协调和管理职能，协调有关部门搞好各种困难群众的评定、审核、统计等工作；财政部门要做好政府投入的社会救助资金预算安排，对资金的管理使用进行监督；卫生部门负责落实医疗救助定点医院，制定并督促落实医疗减免政策；建设部门负责城市困难群众的住房救助工作；教育部门负责教育救助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人事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就业援助工作，为困难群众提供就业信息和培训服务；司法部门负责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工作；公安、交通、城管、卫生等部门要积极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自身工作，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切实保证社会救助的必要投入。各级政府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社会救助资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加大社会救助资金支出比例和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落实社会救助必需的资金，保证各种社会救助工作的正常开展。要引导和组织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会救助，发挥慈善等公益性社会团体的作用，为社会救助提供必要的补充。要加强对社会救助资金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监督，保证各项社会救助资金的合法、有效使用。
　　（三）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救助管理服务网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依托乡镇、街道办事处现有的社会保障和民政工作机构，整合功能，明确责任，充实力量，建立城乡基层社会救助工作网络，并以乡镇、街道办事处社会救助管理服务机构为平台，对各级政府提供的救助，实行救助对象一个口向上申请、救助款物一个口向下发放，救助信息一个口统计汇总，整合救助资源，提高救助效益。
　　（四）强化监督检查机制。要依法对社会救助工作实施监督，加大行政监督、审计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力度。全面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建立健全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的公示制度，将救助对象、救助内容、救助标准、救助金额等及时向社会公示。加强对社会救助资金的使用管理，禁止截留、挤占、挪用。
　　各市县和省政府直属各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精神，抓紧制定和完善配套政策。

二○○七年六月二十三日


　　　　　　　　　　　　　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

　　　　　　　　　　　　　　　　　景县检察院 夏同宇

　　摘要：食品药品安全事件的频发，使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再次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应该看到，这与《刑法》立法缺陷、打击不力有着必然的联系，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用重典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本文拟浅析《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的修正，并进一步提出完善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几点意见。
　　关键词：食品药品安全 刑法修正 立法完善

　　随着我国经济产业的快速、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想要吃的好、吃的丰富，已经不是可欲不可求的事情，但近年来，有关食品药品安全的违法问题层出不穷，闹得百姓人心慌慌。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人为本，食品药品行业本应是一片净土，可有些黑心厂家为了追逐暴利不择手段甘愿冒险。保障食品药品安全，遏制违法犯罪行为是我们目前和今后解决问题的关键。食品及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而药品及药品安全则关系到防病治病问题，是事关救死扶伤的大事。所谓食品药品安全无小事，食品药品一旦出了问题，其危害后果往往更为严重，社会影响也更为恶劣，也更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恐慌不安，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因此，食品药品问题不仅是关乎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民生民利问题，也是关乎党和政府执政能力与公信力的民生民心工程，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是，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屡屡亮起红灯，已经暴露出的“问题食品药品”数量之多、范围之大、波及地域之广、危害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媒体曝光的诸如瘦肉精、地沟油、毒胶囊等事件更是令人触目惊心，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一再触动人们的神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犯罪作了较大的修改，在量刑上作出较为严厉的规定，但面对严峻的食品药品安全形势仍显不足，仍不能有效打击、遏制食品药品犯罪。本文就我国食品药品犯罪的立法不足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
　　一、《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犯罪刑事立法的修正
　　201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对新刑法的食品药品犯罪立法做了较大的修正，对严惩食品药品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总体立法取向是严密刑事法网，加大处罚力度。具体表现为：
　　（一）对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做出了修改。如对刑法第141条的修改，取消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构成要件，使生产、销售假药罪由状态犯变为行为犯；对刑法第143条的修改将“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改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将“食源性疾患”修改为“食源性疾病”。
　　（二）对刑罚部分进行了完善。如第141条、第143和第144条都取消了单处罚金刑和比例式的罚金刑适用标准。另外，针对第141条、143条增加了适用较重刑罚的条件。除“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外，增加“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加重处罚情节之一，除“致人死亡”以外，增加“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加重处罚情节之一。同时，在刑法第144条中的基本量刑档中删去了“拘役”的规定，第二档情节条件中删除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降低了处罚的门槛。
　　（三）增加了相关罪名。《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中增加了一条作为408条之一，即“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也就是“食品监管渎职罪”。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做出的调整，是对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严峻形势和公众要求严惩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呼声的回应，也是实现了与《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有机衔接，但是，现有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与我们“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需求还是存在差距的，仍需要做进一步的完善。
　　二、查办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2012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了2011年以来危害食品药品案件的审结情况： 2011年，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405件，审结387件，生效判决人数481人；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67件，审结333件，生效判决人数410人。2012年1至6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688件，审结549件，生效判决人数562人；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330件，审结276件，生效判决人数425人。经分析比较，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的危害药品安全犯罪案件比2010年上升275%，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上升216%。今年上半年生产、销售假药、劣药案的收案数又比2011年全年的收案数高出69.88%。除此之外，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条及相关司法解释关于犯罪竞合的处理规定，还有大量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案件依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从严追究刑事责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一方面说明了司法机关加大了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但这些被查处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仅是冰山一角，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目前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形势的严峻。因此，进一步完善现行刑法，加大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就显得很有必要。
　　三、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缺陷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整从总体上来讲还是比较保守的，还有需进一步完善之处。
　　（一）犯罪分类不当
　　生产销售假药、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的食品罪归属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罪进行调整。但是以上罪名不仅仅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其更危害了公共安全。近年来，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屡屡频发，且存在不易觉察、隐蔽性高，人为不确定因素加大，科技含量上升，波及范围广以及受影响人数多等特征。食品药品安全恶性案件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其破坏了国家对食品药品的管理制度，更主要的是侵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健康权利和生命安全，危害了公共安全乃至于国家的安全。而事实上现在很多食品药品恶性案件的危害范围之大、危害后果之严重,绝不亚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程度，因此应提高对食品药品安全的刑法保护程度，将与之有关罪名归入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二）犯罪构成设置不当
　　1、刑法对假药、劣药作二元区分不科学。我国刑法在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的规定中采用了二元划分法，但没有对假药和劣药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而是采用空白罪状直接援用我国《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的定义。《药品管理法》把药品成分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假药；把药品成分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规定为劣药，并采用列举的办法罗列了一系列认定假药和劣药的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列举的假药和劣药表现形式很容易出现竞合，使得具体的认定过程难以进行区分与界定。例如我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属于劣药，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变质了的药品属于假药，但超过有效期药品性质区别很大，部分超过有效期的药品还处在药品稳定期内，没有失去药效或者还没有变质，但有一些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失效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这样超过有效期的药品是假药还是劣药就可能出现竞合，即假如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已经变质了，那么该药品既是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所规定的假药又是该法第四十九条所规定的劣药。由此来看，社会危害性相当的两种行为却因罪名不同，在构罪标准和追究责任时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有违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2、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界定为危险犯不利于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在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罪的修正中仍然保留了“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条件，将此罪界定为危险犯，这无疑会给打击惩治此类犯罪带来证明上的难度和障碍。因为，现代食品工业和科技创新给食品安全带来的风险，往往受检测手段和方法的局限，在当时的情境下是表现为符合安全标准，但其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食源性疾病往往具有潜伏性，短期内无法显现。事过境迁，等问题暴露以后再发现其危害性，则为时已晚，比如大量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性就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而且食品卫生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发现，许多案件根本无法证明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与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给认定犯罪增加了阻力。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修正案才对刑法141条规定进行修正，删除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要件将生产销售假药罪规定为行为犯。
　　　　3、将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主观方面设置为故意不利于全面打击犯罪。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主观方面要求故意，主观过失则不构成相应罪名。《刑法修正案八》中也未涉及到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过失犯问题。事实上，在食品药品生产领域，由于生产、经营者等相关人员安全意识的淡薄及能力上的原因，难免会因业务过失引发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比如在食品药品原材料采购领域，采购者可能因懈怠、人情等原因不尽职履行查验义务。再如在食品药品生产、运输、储存过程中，由于责任人的疏忽可能导致食品药品变质、过期、混入有毒有害物质，都可能导致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的发生。食品药品安全关涉民生和社会稳定，因此从业者应该被赋予更高的注意义务。过失犯罪由于缺少立法规制，不能以生产销售假药等相关罪名惩处，而只能按重大责任事故等罪名处理，这样一来，刑罚相对就较低了，这不利于全面、有效打击食品药品过失犯罪。
　　（三）刑法调控范围过窄
　　对食品药品的调整要体现出全方位、全过程，在主体上涉及食品药品生产、加工、运输、销售和监管等人员，在对象上包括食品、食品添加剂、药品原料、辅料、食品药品容器等。在流程上包括生产、销售、运输、储存等多个环节。而当前，《刑法》对食品药品犯罪的调控范围比较狭窄。在主体上只规定生产、销售人员，对于采购、运输、储存等相关人员却没有涉及，在对象上仅规定了包括食品药品和少数在单行刑法中涉及的如盐酸克仑特罗等物质，未包括绝大部分的食品添加剂以及药品相关产品，在流程上只涉及“生产”和“销售”环节，对于食品流通过程中的包括运输、储存等其他环节没有规定，这就导致部分行为人虽然违反了相关规定，但却因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罪刑规范而无需承担刑事责任。但事实上这些行为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刑事立法或司法必须尽快弥补不能找到处罚依据的真空地带。
　　（四）刑事责任设置不合理
　　1、罚金刑可操作性差。《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食品安全犯罪则采取了并处罚金和无限额罚金的立法模式，虽然在立法上显示了对食品犯罪上不封顶的高压状态，但通常情况下，罚金的数额总是与犯罪数额、违法所得及犯罪后果等因素相联系，在无限额罚金的情况下，由于没有适用罚金的上限、下限及具体计算标准，具体可操作性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2、资格刑缺失。我国资格刑的设置刑种单一，仅有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两种，且资格刑不适用于法人。事实上资格刑在惩处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可以有效地防止其利用该种资格再次从事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活动，打破“罚完了再犯、犯完了再罚”的规制怪圈，以此应对当前愈演愈烈的食品药品犯罪。
　　四、对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力度，但是，仍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预防和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需要。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药品安全刑事立法，加大犯罪打击力度，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一）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不仅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也极大地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如三鹿奶粉事件，给我国奶制品行业带来巨大打击，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统计，对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了恶劣影响。更为严重的是，导致近4万名婴幼儿接受门诊治疗咨询，1.2万余名婴幼儿接受住院治疗，重症100余人，3人死亡。从某些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构成来看，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规定，可以将其提升到危害公共安全的层面。在审判实践中， 有将某些食品犯罪行为判决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先例，如三鹿奶粉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张玉军、张彦章、高俊杰、薛建忠、张彦军均被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刑罚。再比如河南“瘦肉精”案中的刘襄、奚中杰、肖兵、陈玉伟、刘鸿林等五名被告人均被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刑罚。
　　　（二）科学设定犯罪构成要件
　　1、取消假药、劣药的二元划分，统归为生产销售伪劣药品罪。我国对假药、劣药的二元划分，虽然我国这种划分方法从制定者的原意来说，意图根据药品对人体造成的危害程度来区分假药、劣药的不同惩处办法，从而达到有效惩处假药、劣药犯罪的目的，但是由于假药、劣药之间的界限难以界定，且二者的危害程度也难以明确，因此这种划分不科学，操作起来也不符合实际。从国际上看，大多数国家并没有这样划分，而是根据不合药品是外在质量不合格还是内在质量不合格将不合格药品划分为掺假药和冒牌药。基于此，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规定，将假药、劣药两个概念统一起来，统称为伪劣药，不再进一步区分，同时将刑法第141、142条罪名进行合并，统称为生产销售伪劣药品罪，以利于对此类行为的惩处，同时有利于与国外法律接轨。
　　2、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升格为行为犯。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与后果，具有潜在性、后发性和长期性，犯 罪行为一旦实施，就将产生潜在的危险，一旦爆发将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因此需要刑法对其予以及时规制。同时，鉴于技术手段滞后等原因，很难检测其危害程度，很难对是否足以造成严重后果进行预测。如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未建立科学可行的“地沟油”检验方法。因此，在不安全食品泛滥时期，将此罪升格为行为犯，更有利于严厉打击此类犯罪。事实上，国外很多国家对于食品安全犯罪就是以行为犯的形式加以规定的，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德国刑法典》。因此，为适应国际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趋势和我国惩治食品安全犯罪的现实需要，应考虑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升格为行为犯。
　　3、增加食品药品安全过失犯。目前在我国食品安全的法网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这一过失犯罪之外，对重大过失导致的严重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只能适用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罪名惩处。现代食品药品行为高度集约化、专业化，对食品药品从业者的专业要求要求也越来越高，此外，从事容易对人的生命、身体造成危害的危险业务的人，应当被赋予防止过失造成死伤结果的特别高度的注意义务。食品药品关涉民生和社会稳定，对从业人员应当被赋予更高的注意义务，因此，有必要增加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过失犯，以使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惩治更加全面、有力。实际上，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增设过失犯也是国际上的主流做法。如在《日本刑法典》、《德国刑法典》及《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中都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过失犯进行了刑法规制。
　　（三）增设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罪名
　　从刑事立法来看，对食品药品安全的有效保护，需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和系统化的保护体系，严密法网，加大惩处力度，以使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分子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1、拓展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范围，修正为“生产、经营”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从国外的立法经验来看，在对食品药品安全立法时都注重法网严密，具体来讲，既对生产、销售行为予以惩处，也对持有、包装、运输、存储、进口等流转环节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处理。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从生产制造到销售分发的整个过程均以刑法予以规制，避免了犯罪嫌疑人规避法律惩处。我国《刑法》只侧重于对食品药品生产、销售行为的规制，对于食用农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药品原材料的种植、采购环节以及食品药品流通环节的包装、运输、贮藏都没有进行合理保护，使得这些环节中侵害食品药品安全的危害行为难以得到应有的惩治。如最近媒体曝光的菜农喷施甲醛保鲜大白菜，这种行为严重侵害消费者身体健康，《刑法》却无法予以打击。相比较来讲，《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涉及到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销售以及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品运输工具等，实现了对食品安全的全方位、全过程监管。因此，应该拓展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刑法调控范围，修改为“生产、经营”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全方位、全过程加强对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从而有效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2、严密刑事法网，增加持有型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就食品药品安全犯罪而言，行为人持有或储藏危险食品药品不是目的，其目的是最终通过销售等方式获得利益。目前的持有、储藏行为是销售行为的前端，是在为追求利益做准备。一般而言，行为人肯定要将这种食品或药品转让换取钱款才会罢手。在行为人转让之前，暂时不会发生可以具体测量的物质性的危害后果，但转让完成后危害后果必定发生。因为危险食品药品一旦流入社会必会被人食用，那将严重危害人体健康或贻误诊治。这种危害后果一旦发生则不可逆转，难以复原。故持有或储藏危险食品的行为具备造成严重后果的极大可能，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但是实践中，食品药品安全的犯罪具有隐蔽性，查证困难，很多案件在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取证后，由于嫌疑人拒不供认持有是为了销售且拒绝提供赃物来源，如若无法查证销售情况的，这类来源、去向不明的危害食品药品行为将难以受到刑罚惩治。因此，应将持有危险食品药品规定为犯罪，以严密法网，杜绝危险食品流向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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