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

国办发〔2013〕10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依法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是人民政府密切联系群众、转变政风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现代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稳定市场预期，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重要举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以来，政府信息公开迈出重大步伐，取得显著成效。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知情、参与和监督意识不断增强，对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公开政府信息、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和正确引导舆情提出了更高要求。与公众期望相比，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政府信息公开不主动、不及时，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等问题，易使公众产生误解或质疑，给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造成不良影响。为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增强公开实效，提升政府公信力，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加强平台建设
（一）进一步加强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要以主动做好重要政策法规解读、妥善回应公众质疑、及时澄清不实传言、权威发布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为重点，切实加强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提升新闻发言人的履职能力，完善新闻发言人工作各项流程，建立重要政府信息及热点问题定期有序发布机制，让政府信息发布成为制度性安排。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要围绕国务院常务会议等重要会议内容、国务院重点工作、公众关注热点问题，及时组织新闻发布会，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厅建设成中央政府重要信息发布的主要场所。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原则上每年应出席一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或相关负责人至少每季度出席一次。国务院各部门要建立健全例行新闻发布制度，利用新闻发布会、组织记者采访、答记者问、网上访谈等多种形式发布信息，增强信息发布的实效；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增加发布的频次，原则上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新闻发布会。各省（区、市）人民政府要建立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依托新闻发布平台和新媒体发布重要信息的制度，并指导本级政府各部门和市、县级政府加强新闻发布工作，进一步增强信息发布的权威性、时效性，更好地回应公众关切。
（二）充分发挥政府网站在信息公开中的平台作用。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网站建设和管理，通过更加符合传播规律的信息发布方式，将政府网站打造成更加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政府信息发布平台，在网络领域传播主流声音。加强政府信息上网发布工作，对各类政府信息，依照公众关注情况梳理、整合成相关专题，以数字化、图表、音频、视频等方式予以展现，使政府信息传播更加可视、可读、可感，进一步增强政府网站的吸引力、亲和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决策，要在政府网站公开征求意见；重要政策法规出台后，要针对公众关切，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政策法规解读信息，加强解疑释惑；对涉及政务活动的重要舆情和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要积极予以回应，及时通过政府网站发布权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有关政策措施以及处理结果等，地方政府和部门负责同志应主动到政府网站接受在线访谈。拓展政府网站互动功能，围绕政府重点工作和公众关注热点，通过领导信箱、公众问答、网上调查等方式，接受公众建言献策和情况反映，征集公众意见建议。完善政府网站服务功能，及时调整和更新网上服务事项，确保公众能够及时获得便利的在线服务。加强政府网站数据库建设，逐步整合交通、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信息资源，以及投资、生产、消费等经济领域数据，方便公众查询。
（三）着力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政务信息发布和与公众互动交流新渠道。各地区各部门应积极探索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发布各类权威政务信息，尤其是涉及公众重大关切的公共事件和政策法规方面的信息，并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互动功能，以及时、便捷的方式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开通政务微博、微信要加强审核登记，制定完善管理办法，规范信息发布程序及公众提问处理答复程序，确保政务微博、微信安全可靠。
此外，要进一步加强政府热线电话建设和管理，清理整合有关电话资源，确保热线电话有人接、能及时答复公众询问。
二、加强机制建设
（四）健全舆情收集和回应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健全舆情收集、研判和回应机制，密切关注重要政务相关舆情，及时敏锐捕捉外界对政府工作的疑虑、误解，甚至歪曲和谣言，加强分析研判，通过网上发布消息、组织专家解读、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专访等形式及时予以回应，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消除谣言。回应公众关切要以事实说话，避免空洞说教，真正起到正面引导作用。有关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力度，重要舆情形成监测报告，及时转请相关地方和部门关注、回应。
（五）完善主动发布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针对公众关切，主动、及时、全面、准确地发布权威政府信息，特别是政府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要决策部署，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重要动态，重大突发事件及其应对处置情况等方面的信息，以增进公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和理解。对发布的政府信息，要依法依规做好保密审查，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与有关行政机关沟通确认，确保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统筹运用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发布信息，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新闻网站、商业网站等媒体的作用，扩大发布信息的受众面，增强影响力。
（六）建立专家解读机制。重要政策法规出台后，各地区各部门要及时组织专家通过多种方式做好科学解读，让公众更好地知晓、理解政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和改革举措。有关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组建政策解读的专家队伍，提高政策解读的针对性、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让群众“听得懂”、“信得过”。
（七）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与新闻宣传部门、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以及有关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建立重大政务舆情会商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政务信息发布和舆情处置联动机制，妥善制定重大政务信息公开发布和传播方案，共同做好政府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三、完善保障措施
（八）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把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提高信息发布实效摆上重要工作日程，做到政府经济社会政策透明、权力运行透明，让群众看得到、听得懂、能监督，不断把人民群众的期盼融入政府决策和工作之中，努力增强提升政府公信力、社会凝聚力的“软实力”。地方政府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要亲自过问，分管负责人要直接负责，逐级落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要加强工作机构建设，已经设置专门机构的，要加强力量配置，把专业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人员配置到关键岗位，特别是要选好配强新闻发言人；尚未设置专门机构的，要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以及社会热点事件时不失声、不缺位，有条件的应尽快成立专门机构，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同时，要为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政务微博微信相关人员参加重要会议、掌握相关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九）加强业务培训。各地区各部门要建立培训工作常态化机制，经常组织开展面向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政务微博微信相关人员等的专业培训，及时总结交流经验，不断提高相关人员的政策把握能力、舆情研判能力、解疑释惑能力和回应引导能力。有关部门要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列为公务员培训内容，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扩大培训范围。
（十）加强督查指导。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要协同加强对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平台建设和管理工作的督查和指导，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和管理办法，加强工作考核，加大问责力度，定期通报有关情况，切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平台建设和机制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国务院办公厅
2013年10月1日













在现代司法证明活动中，物证因其客观性和稳定性而被誉为“证据之王”，并被赋予较高的证明力。司法实务中，“物证为王”已经成为质证和认证环节的金科玉律。然而，与人证不同，物证具有特殊性，它本身并不会“说话”，随意散落或被刻意隐藏在现场角落的物证，更不会自己走上法庭。

某一物证能否成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往往取决于两个关键性的程序环节:一是物证是否被正确地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物证在提取、固定、保管、送检环节出现问题，往往导致物证来源不明或者被“污染”。无论是来源不明的物证，还是“被污染”的物证，本质上都是“失真”的证据，不再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最终将丧失证据能力或证明力。二是物证中所蕴含的案件信息能否被正确的“解读”，即物证的鉴定方法和鉴定程序是否科学、合法。不科学的鉴定方法或不合法的鉴定程序，都将极大地折损物证的证明价值。这其中，第一个环节又是重中之重，因为，鉴定不过是对物证所蕴含的案件信息的一种“解读”，若物证本身来源不明或者已经被污染，那么，即便后续的鉴定程序再科学、合法，据此作出的鉴定意见仍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毫无证明价值。

在中外司法实务中，因为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或送检环节出现问题，最终导致物证丧失证明力的案例不胜枚举。例如，在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中，被告人辛普森最终得以脱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辩方的法庭科学专家指出警方人员在提取和保管那些现场滴落的血痕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疏漏(如将本应用来包装干血痕样本的纸袋用于包装那些新鲜血痕，极易使血痕受到污染)，以致该物证的证明力被严重削弱。再如，我国前段时间引人注目的“王朝案”，该案本为一起普通的入户抢劫案，之所以历经一审、二审、再审、提审、再审，耗时五年反复审理，并引发媒体和舆论的广泛质疑，主要原因就在于该案的关键性物证——提取有被告人指纹的红酒瓶来源不明，以致人们对该物证(指纹)的客观性、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进而动摇了整个案件的定案基础。

实践中，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因为缺乏相关证明或记录而出现来源不明的情况，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务中一个比较常见和突出的问题。无论是在公诉环节还是审判环节，经常会遇到侦查机关移送的在卷物证因为缺乏相关证明或记录而来源不明，以致关键物证产生瑕疵，无法形成定案所需的证据锁链。根据2010年颁布实施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9条的规定:“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司法实务中，一些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往往据此而形成了一套“迂回突袭”的辩护策略，即不直接攻击控方物证本身的证明力，而是围绕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瑕疵做文章。因为，一旦证明侦控方在物证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存在问题，则控方精心构筑的物证防线将不攻自破。

笔者认为，上述实务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咎于传统证据学对物证概念的狭义定义。在我国传统证据学理论体系中，往往在狭义上将“物证”定义为“以其外部特征、存在场所和物质属性证明案件事实的实物和痕迹”。站在静态的学理层面而言，这一定义并无任何不当之处。然而，若从动态的、实务的角度而言，这一定义却因为过于关注实物或痕迹本身，忽略了实物和痕迹的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重要性，而容易在司法实务中形成一种错误导向:负责取证的侦查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往往只重视对实物和痕迹的收集，而忽略了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规范性，结果导致物证因为来源不明或被污染而产生瑕疵，证明价值严重受损。

基于此，笔者在此尝试提出“大物证”的概念。所谓“大物证”，就是将物证理解为一个“证据群”，而不单单是实物或痕迹。“大物证”的概念，强调将物证理解为是一个由多个法定证据种类组合而成的大证据单位。除了用作证据的实物或痕迹本身外，记录其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证明性文件，如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本身是为证明实物或痕迹的客观性、真实性而设。因此，事实上亦构成了物证概念的一部分，在实务运作(取证、举证、质证和认证)中应当将其与实物或痕迹视作一个整体单元或单位看待。

客观地说，“大物证”概念的提出，并非学理上的独创，而是有着实在法(刑事诉讼法)上的依据。刑事诉讼法第48条之所以将“勘验、检查笔录”以及“搜查、扣押笔录”等列为一项法定证据种类，其目的正是为确保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因为，无论是勘验、检查笔录还是搜查、扣押笔录等，本身在证据学上并没有独立的证明价值，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将其单列为一项法定证据种类，一方面旨在昭示立法者对物证来源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问题的重视，为此，立法者不惜将记录和反映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过程的勘验、检查笔录、搜查、扣押笔录等单列为一种法定证据种类，以此确证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立法者将勘验、检查笔录、搜查、扣押笔录等单列为一种法定证据种类，也是在提示司法实务部门，不仅应当重视对物证的收集，亦应当重视对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过程的记录和证明，因为两者事实上是一体的、不可分割且缺一不可。这一立法理念与“大物证”概念的宗旨和主张无疑是完全契合的。

之所以提出“大物证”的概念，根本目的是希望在司法实务中提倡并形成一种指导调查、收集、审查、判断证据的新观念:

其一，对于取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作业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取证。不仅应当重视对实物和痕迹的收集、提取，更应当注意对物证提取、固定、保管和送检环节的记录，准确、及时、合法地制作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形成以物证为中心的“证据群”。

其二，对于举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公诉部门在举证和示证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作业。为此，公诉方不仅应当出示作为证据的实物、痕迹本身，而且应当出示物证的勘验、检查笔录、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以证明物证来源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在辩护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公诉方还应当出示物证的保管和送检手续，以证明物证在保管和送检流程中的规范性，以确证物证未被污染。

其三，对于质证和认证环节而言，“大物证”的概念和观念，要求办案部门在审查、判断证据时，以“大物证”为单位或单元进行作业，将“大物证”作为一个“证据群”从整体上展开审查、判断。为此，办案部门不仅应当注意对实物和痕迹(包括鉴定意见)的审查，更应当重视对物证来源和保管、送检环节的审查，只有来源明确，保管、送检手续规范的物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对来源不明或者保管、送检环节不规范的物证，应当要求侦查机关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无法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作者为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